前言 十多年前我写了一本《汉画故事》，是为汉画像石的艺术鉴赏所作的铺垫。因为相距的年代太久远了，画像石中的一些人与事已经陌生，需要对其背景和具体内容做些解释。十多年来，有不少朋友和读者，向我提出问题或要求，我对此做了修改、调整和补充。 记得1983年，在贵阳研讨民间美术，我曾提出“两种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三个渠道”。所谓“两种文化”就是民间的和文人的；传统文化的“三个渠道”，就是宫廷的、文人的和民间的。当时，王朝闻先生很赞成这种提法，以为符合历史的规律，并主张加进“宗教艺术”。这样，就形成了后来所提的传统文化的“四个渠道”。 从历史的进程看，随着社会的分化，文化和艺术也出现了不同的需要。民间艺术形式多样，风格淳朴，自然成为其他艺术吸取营养和上升的基础。但是，当文人艺术的“高雅”发展成一种流风时，又会出现“倒流”。记得以前江西民窑烧制的蓝花碗，画些不明其状的流动线条，还写上“八大山人”。其实制作者并不了解是什么意思，不过他们是否知其所以然并不重要。 汉画像石的发展起于民间，但又直接受到上层社会的影响，诸如厚葬之风，生活的铺张，由汉初的黄老思想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表孝心与“举孝廉”的结合等。据考证，当时的高层统治者死后是不用画像石的，封建社会的帝王、诸侯和郡主的墓葬中，多是显赫的壁画和贵重的棺椁，还未见有画像石。凡有画像石的墓葬，主要是中层官员和富裕人家。山东嘉祥武氏祠可谓典型。当年的“武家林”，从石阙到四座墓葬，并不铺张豪华，只是立在地面上的墓碑和祠堂。四个墓主人，祖孙三代，武梁是个儒生，另外三人都是孝廉，有一个做了敦煌的地方官，史籍均未刊载。 不是太显赫，却又很突出。这也是画像石的社会身份和物质基础，因为它居于社会的中层，人多量大，便很快发展起来，密布于山东、河南、四川和苏北、皖北、陕北等地，以及山西、河北、浙江等部分地区。既有大型的石刻建筑，又有部分的墓门、石柱和嵌石等。在艺术上也是如此，既有带程式化的石刻，如某种仪式，也有独特的艺术创造，意象万千。 镌刻画像石的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