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下班的时候，有几个单位都邀请任凭出去“坐坐”

，任凭一口回绝了。

有一家单位实在推不了，他就让张亮代表自己去了，并嘱咐张亮有什么事回来再给自己汇报。

他心里实在是乱得很，当时他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事也不想做。

徐风来接他下班的时候问他回家不回？

他让徐风自己走了。

徐风走后他又想到中午张亮有饭局，干脆又打电话让徐风和张亮一起去吃饭。

等到噪杂的走廊静下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半了。

任凭坐在皮椅上，双目紧闭，但内心却不平静。

这几天的事一下子涌进脑子里，好像是几个聒噪的妇人，或跳或骂，或笑或哭，弄得他头脑发胀欲裂。

有心安抚她们，无奈安抚了这个，却安抚不了那个。

真是成了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

首先是东方建筑公司的事困扰他。

根据李南山的介绍，任凭觉得这家公司象个皮包公司。

因为他根本不具备投标的条件，却能中标阳光大厦，公司肯定有一定的后台，中标是因为有关系，或者是通过送礼达到的目的。

那么自己收了他们的钱，给他们把事办了，自己就成了帮凶，将来一旦出什么事被查出来，自己就脱不了干系。

任凭看过很多廉政教育的片子，上面的主人公都是因为一念之差收了人家的钱而带来了牢狱之灾，而自己在这方面向来是很注意的，任凭从小就受儒家思想的教育。

父亲是一位私塾先生，解放后做了新中国的教员，在任凭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之类的古训来教导他，所以从上小学的时候起，他就没有拿过人家的一针一线，也没有无缘无故地接受过别人的馈赠。

今天的事特别是李南山的一番谈话，让自己对以前恪守的生活准则产生了怀疑。

李南山是自己在大学时无话不谈的同学，两人在学校时的志向相同，都立志做一个作家，为民鼓与呼，那时他们都喜欢诗，经常在寝室里就对吟起来。

毕业后他们也没有断绝来往，但是毕竟自己分到了县里，到市里办一趟事匆匆忙忙，即使到他那里坐上一会儿也说不上几句话。

所以后来二人的思想交流就少了，以至于现在在一起观念产生了碰撞。

看来李南山这些年的思想变化也很大，从以前一个很有血性的文学青年，变成了官场上的一个世故、圆滑、重享乐、善钻营的人。

这样的人现在机关多的是，他们往往是看透了仕途的艰难，也不想清高自傲，只有随遇而安，等待机会。

但他们也不是消极之辈，一方面得过且过，不愿费心劳神去争逐有限的官位，能享乐时就享乐；另一方面也不轻易放弃千载难逢的机会，遇到火候也要争上一番。

李南山应该就属于这种人。

李南山要说混得也不错，虽说不是很努力也无大错，所以也当上了处长。

因为他的资格老，一毕业就到了司法局，屈指算来也有十几年了。

老的退休了，中年的提拔了，也该轮到自己了。

实际上李南山明白，自己当了处长不是因为自己干得好，而是“机遇”

，因为人事处就两个人，那个人是刚毕业分配的年轻小伙子，什么也不懂，处长的位子当然非自己莫属。

当然，别的处也有人想过来和他争，但客观条件不具备，不懂业务弄不成。

李南山和任凭的观念冲突在于，李南山认为要在官场混必须容入其中，按照官场的规则办事，比如办事不可太认真，不能死抠原则，要服从长官意志，还有，那就是该捞钱的时候也得捞点钱，以便捞了钱之后进行下一步的运作和日常的应酬。

而任凭认为既然当官，就要当个好官，就要有一份责任感，不能为了金钱而放弃了原则，虽然穷一点，但是心里踏实。

任凭观察李南山的生活状况，发现他的确实践了他的思想，李南山和自己同时毕业，当时的月工资都是每月五十六元钱。

任凭调到市里后，两人的工资水平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