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

薛宝钗的维护捍卫

前述林黛玉行酒令时用了对于女儿们来说不宜阅读的戏曲文词，宝钗当时没有说什么，以照顾黛玉的面子；事后个别与之谈话，进行教育，也是用一种容易使别人接受的方式。

宝钗讲的一大段话，其主要精神实已在我国流行了几千年。

她说：

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

（说明她并非生而知规矩，守准则，不越雷池一步的。

这有利于缩小与黛玉的距离。

）……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

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

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

，无所不有。

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

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

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这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

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

这种狭窄的读书有禁区的观念令人喟叹。

宝钗说，“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说得好可怕。

杂书主要是指文艺类书，文艺必然反映人情人望苦闷牢骚，此其一。

文艺即使打着教化旗号，也不能只讲一面理，表现生活较为立体，接受者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你控制不住接受过程，此其二。

杂书说话随便、自由，不可能事事作评析作结论一味灌输，给了读者一点自行体会解读的空间，此其三。

主义、教条主义、极端信仰主义……都会觉得文艺类杂书危险有害。

从杂书之害干脆说到识字之害，宝钗说，男人读书没有去辅国治民，“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

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

。

宝钗的价值观一直发展到愚民政策，她的话直如已经掌握了权力，身在朝廷，精通至少是倾心于或应该说是狂热于御民之术，可见这样的观念已经何等深入人心与源远流长。

从宝钗的理论我们甚至于可以想到历史上的“文革”

，“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

，已经大规模重现在例如1966年的中国了。

而值得注意的是，黛玉对此基本上心服口服，她借一个不相干的话茬，指桑“敬”

槐地央告道：“好姐姐，饶了我罢！

颦儿年纪小，只知说，不知道轻重，作姐姐的教导我。

姐姐不饶我，还求谁去？”

黛玉屡屡表现过对于主流价值观的不感兴趣与无所知无所上心，她主要也只是任性任情率真钟情天真无知（于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罢了，不等于她敢于向主流观念挑战。

谈起这一类话题，她先是飞红了脸，接着只剩下了唯唯诺诺与求饶。

封建的主流观念是太强大了。

黛玉的悲剧有意识形态的因素——所以至今有人喜欢上纲上线地评价她——也有更实际的原因，尤其是家境、父母双亡、身体健康等方面的原因，不好一概而论，不好以林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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