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朝的路上，翊铮看见了竞相开放的迎春，风中也传来了温煦的气息，她就知道，又是一个暖春到来了。

新政推行得轰轰烈烈，不过寥寥数年，便已初见成效。

但是新政牵涉面实在是太广，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不光是牵头的首辅章涵，就连一同参与改革的章涵门下简行殊、苗承望、巣回等人，也被三日一小参、五日一大劾。

因翊铮有“本朝不以言获罪”

的话在先，朝臣们奏本肆无忌惮，无所不言。

但此时，和翊铮监国时的温和手腕截然不同，朝臣纠察宫事、揭发贪弊都可以纳谏，但凡有出言反对新政者，不拘资历品轶，一律贬谪出京，无诏不许放还。

言官集团的威力，早在夏言、严嵩、徐阶、高拱轮番争斗的时候，翊铮就已经见识过。

她没打算做个暴君，却也不打算姑息这种苗头。

朝臣之间互相攻讦，她从来都是直接贬谪双方。

这般杀鸡儆猴之下，万历二年开始，百官们终于学会了闭嘴，新政的推行更加顺利。

自太祖以来，本朝经济以农耕为主，以农户为重。

士农工商阶级分明，而农户在平民之中地位最高，是因为本朝税赋来自于三部分，田税、赋役和差役。

其中税赋种类繁多，赋以田亩纳课，役以户丁征集，每家每户如有土地，则要为土地和收成缴纳税赋；如有人丁，又要为人丁服役。

除此之外，还有方物、土贡等额外加派。

官府徭役、藩王力役，不分农忙农闲，只要征发，百姓就必须遵从，否则按抗税赋论处，刑法极重。

百姓水深火热，豪绅大族却日子十分滋润。

一来，每个大族大姓都有族学，一代里总要出个把秀才举人，而按例有功名者是可以免征税赋的，豪强地主们便将良田记在他人名下，光明正大的逃避税赋。

州府收入不够、财政吃紧，自然必须加倍向无特权的黔首分派。

黔首缴纳不起田税，只好卖地卖身，要么当佃户，要么当家奴，豪绅们自然趁人之危、百般压价。

长此以往，自然穷的更穷、富的更富。

一条鞭法的具体举措有三：清丈土地，均平税赋；统一赋役，限制苛扰；计亩征银，官收官解。

仅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就清算增加耕地近三亿亩，可见天下侵占瞒报何其严重！

此外，一条鞭法将赋归于地，计亩征收；改徭役于固定科目，除中央六部限定的名目以外，地方州府、藩王均不得私自征收。

最后，除特定贡品，差役全改为银差，交由大周银监代收，并兑换为宝钞上缴国库。

如此一来，巨额的金银流入大周银监，户部所留的只有一沓沓银监发行的宝钞。

银监甚至掌握了整个国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征税权，户部改为伸手要钱的部门。

此政一出，天下皆惊，反对的奏折如雪片飞来，年轻的天子却统统留中不发，甚至连首辅也出乎意料的沉默了。

在这种无可逆转的趋势之下，工匠商人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在一些依赖税赋较严重的州府，甚至出现了官衙拉拢银监的现象，简直啼笑皆非。

宝钞的使用极大的刺激了贸易繁荣。

从前苦于金银矿产稀缺的地区，也有资格参与到各地的商业竞争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