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普通人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daivdg·bnchflower在不幸福感与年龄的论题上，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在控制变量，甚至刨去婚姻状况的因素的情况下，中年时期幸福感是最低的。而产生的原因来自于他们已经逐渐适应了自己的优缺点。 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无力改变现状，只能被迫屈从现实，从而产生的沮丧，难受，自卑，恐慌，孤独的情绪，如此循环反复地接受事实，承受精神压力，这便是导致他们幸福感普遍下降。 虽然我还不至于到了四五十岁的年纪，但是我却过早地开始体验这种类似的生活。 也许是我对情感反应并没有太过敏锐，所以我到现在也没有真正体会到困顿是怎么样的一种滋味。 这应该是不幸，还是幸运，无人可以给我一个回复。 现在是横滨时间，晚上十八点四十七分。 我已经被倒吊在天花板上长达三十多分钟了。 这是一场漫长而严酷的拷问。 拷问的对象并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我们整个小组。 这场拷问来得太过猝不及防，组员都是措手不及，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吊了起来，连反抗都忘记了。 在我们的组织里面出现了叛徒。然而，拷问人员并没有确切的信息来源去判定到底这人是谁。鉴于排除异己在港黑同样是重要的工作，以尾崎红叶为首的拷问小组，他们的手段变成了简单粗暴的“宁可杀错一千，也不错过一个”的公开拷问。 为什么是公开拷问，而不直接逐一盘查呢？ 因为我所在的港黑组织面对的卧底来自于政府。 政府人员都有一种特性，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能沉得住气，却敌不过内心丰沛的正义感和善良。如果让他们亲眼目睹，那些曾经与自己嬉笑怒骂的小组成员们一一为自己而死。而那些想要存活的人拼命地哭求痛骂逼着卧底快点跳出来招认时，哪怕卧底心里有认知港黑人员都死有余辜，但在选择「死不吭声，自己一定会死」的结局，还是选择「减少牺牲，只牺牲自己」的方向上，他们的理智也终将会随着时间被强烈的负罪感和感性击溃。 这番言论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