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同志来出口部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交易会也参加过了，开盘也经历过了，逛商店、吃小吃、游珠江、进沙面、参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中山纪念堂、毛主席农民运动讲习所等。

该玩的地方都玩了，该参观的地方也都去过了，慢慢的就剩下无所事事的在出口部里熬着。

外面骄阳似火，酷暑难当，库房内的空气潮湿闷热，混杂着霉气味、臭胳肢窝味、还有白玉兰的香味，那叫一个让人难受，更加难受的是现在库房里有女同志了，所以我们每天都得穿戴整齐地上班，不像过去都是男同志，可以光着膀子干活，中午吃饭时就不用再换衣服，但现在不行，干一上午活，衣服早就被汗浸的馊臭难闻，只能趁着中午休息的时候赶紧把衣服洗了，下午上班再换一身干净的。

大家平时在一起就算再爱说、再能聊天，也都有累的时候，更何况天天都在一起，有时连吃饭都是端回来凑在一起吃，早就没得聊了。

慢慢的，就有人开始自寻烦恼了，马宇珍开始叨唠孩子怎样怎样；小林说她妹妹一人在家，哥哥嫂子照顾的如何不周到；没有新货来，谢美兰的双眼都失去了神采，找到姚主任，对他说：“现在没有活，我们是不是可以回趟上海？”

刘彤兰立刻附和道：“我们自己出路费都可以！”

她是个快26岁的老姑娘了，想搞对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姚主任跟大家说道：“每年春交会过后，开盘的次数都会少一些，因为客人买的货也需要消化一阵子，再说天气这么热，谁都懒得出门，大家趁此时期可以练练基本功。”

练基本功？这话也就对我和小林说还客观点，像王泉生、马宇珍他们都精的像猴一般、谢美兰要是再练基本功不就成妖精了吗！

几位上海同志想回家的情绪影响到了其他口岸的同志，高师傅已经四十来岁，家中的小孩正在上小学，钱挣的又不多，蜗居在一间小平房里，孩子们虽然有母亲的爱，但也不能缺少父亲的陪伴；王云端已经25岁了，还没有个对象；章玉葱和我们翠钻组的李宝莲正在处对象，但还没有结婚，就在这里这么耗着；福建的小陈反应更为强烈：“福建就这么点货，等开盘时通知我们一下，我们扛着两个箱子来就是了。”

广西的小冯也说：“平时开盘的时候，我的珠子都不拿出来，只有等到交易会时给阿拉伯客人看，但也得一年到头呆在这等着，实在没必要。”

由于楼上楼下都没什么事可以做，所以关于这种回家的讨论成为了上班的主题，天天叨唠时时闹，姚主任终于发话：“你们天天这么吵吵，我也没有办法，我都在这呆多少年了，天天吃这几样菜，吃着这糙米饭，我也想我家里的小毛头，我也想吃家里烧的菜。

这样吧，我们给总公司打报告，核心内容就是：“时代变了，出口部没有必要让各口岸公司人员常驻。”

其实我心里也很明白，出差补助减少三分之一，现在每个月只能拿到8元多一点，上海新来的同志没有赶上之前出差补助的待遇。

出差补助的消减对于我们这些常驻人员还是有不小的影响。

报告写好了，“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广州翠钻出口部”

的大红印盖好了，邮寄给总公司工艺品处。

这份报告属于是下级单位给上级单位的报告，但又不是一个下级单位，而是五个口岸公司联合打的报告，这报告应该怎么写也怪难为姚主任的。

报告寄出后，总公司工艺品处迅速派来一位身份很重要的老同志--于思和来到了广州，下榻位于沙面的胜利宾馆。

于思和来到广州的第二天就到出口部三楼的谈判间跟大家一起开座谈会。

老于首先代表总公司领导对我们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仍坚持工作在广州市的第一线表示慰问和感谢，并表示总公司非常重视我们的报告，但事关体制的变化，所以到广州来，要听听每一个人的意见后再做决定。

大家都请姚主任先发言，姚主任说：“报告都是我写的，领导主要是来听听每个人的意见，注意听，是每个人的意见！”

哎，看来我也得发言，可我说什么呀！

我小声问小林：“你预备说什么呀？”

小林说：“哎呀！

这里挺好的呀，省的在上海老得拼包。”

我又说：“可他们都不想常驻呀！”

“先听听看他们都怎么说吧。”

我俩在这边小声嘀咕着，另一边在高声阔论着，首先说不开盘时的闲工夫没必要常驻在广州，后又说集中作价不适应当前形势，应客观尊重各口岸的能力和业务水平，但高档商品可采用集中作价，然后又开始讨论出口部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出口任务都算在各公司，货也是各公司来的人负责的，更有甚者说道：“珠宝钻翠完全可以跟各公司一样参加交易会，两个交易会之间开几个小型洽谈会，到时候各口岸来人就是了。”

大家越说越热闹，而广东的同志则听听发言，看看报纸，老于问颜招和杨带玉的意见，他们的回答很简单：“怎么都行，服从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