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诛除梁冀之后，桓帝为收揽人心，第一件事不是改变梁冀执政之时的诸多弊病，而是论功行赏。

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均被封为县侯，单超功劳最大，食邑两万户，后又封为车骑将军；其他四人各一万户，世称“五侯”

。

中常侍侯览呈上五千匹缣，桓帝赐以关内侯，不久又晋封为高乡侯。

就连小黄门刘普、越忠等八人都被封为乡侯。

从此以后，东汉政权又从外戚手中转到宦官手中。

宦官在心理上本就异于常人，此番夺取大权，还不如梁氏掌权之时。

他们一心为了满足自己，无恶不作、任意妄为，搞得天下大乱、民怨沸腾。

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单超死时，桓帝赐以东园棺木以及棺中玉器，出殡时调动五营骑士、将作大匠建造坟墓。

此时的桓帝，在亲政掌权之后，其懦弱性格日益显现出来，并在宦官的制约下，变得不明是非，暴虐无能。

徐璜的侄子徐宣，在担任下邳令之时，暴虐无道、鱼肉乡里。

他不仅不将天下百姓放在眼里，即使是汝南太守李皓，在被他视如草芥。

他曾经强制要求娶李皓的女儿，遭到严词拒绝之后，便带领士兵将其女儿抓了过来，百般羞辱之后将其射杀。

李皓知道了这件事情，也只能徒呼奈何，直到东海相黄浮知道此事，便下令抓了徐宣一家，将其处死，以正律法。

宦官徐璜为报仇便纠集了一干宦官，在桓帝耳边大肆进谗言，桓帝当即大怒，不问因由便诏令治狱，将东海相黄浮判了髡钳重刑，谪入左校做苦工。

其实，皇帝之所以会变得如此不堪，是有深刻的原因的。

一方面，这些宦官都为桓帝亲政立下了汗马功劳，皇帝执掌大权，当然不能忘恩负义。

另一方面，则是皇帝在此时已经是孤家寡人一个，在身边没有任何可堪大任的人才可用，只能仰仗宦官。

最后，则是因为桓帝在夺权成功之后，宦官为了博取他的欢心，想尽各种办法，可谓煞费苦心。

时间一久，桓帝便沉溺于享乐，逐渐荒废了国家大事。

这就引起了新兴士大夫势力的不满。

而在天下寻常百姓眼中，更多的人是选择支持士大夫的，然而，他们毕竟和宦官的根深蒂固不一样，在实力上远远比不上宦官。

两派在根本利益上的不同，注定会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冲突。

这一天终于来临，事情的起源还需要从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说起。

对于宦官乱政、为非作歹，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人人莫不怨声载道。

而正在此时，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泛、徐宣等人借着桓帝下诏书大赦天下之际，加速自己的不法行动，这样一来，自己便可以明目张胆地胡作非为，即使被抓住，也可以在大赦之时免于惩罚。

而在此之前，由于宦官屡进谗言，桓帝又对其信任不已，朝中大臣大多被压制。

士族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早就看不惯宦官的言行，当此之时，虽然势单力孤，却依然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按律处置了这些人。

宦官等人向桓帝进言，说他们纠结在一起，毁谤朝廷，危害社稷，桓帝听信一面之词，重处了这些官员。

宦官见有机可乘，遂借机对朝中不满他们的臣属进行打击。

一时之间，朝廷之上可谓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为了维持局势的稳定，为平白无故蒙受冤屈的官员平反，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二人一起站了出来。

他二人位极人臣，朝中士人皆是唯他们马首是瞻。

针对当前宦官乱政、桓帝被蒙蔽的事实，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与其他士族官吏进行了严密的商议，可惜还是走漏了风声，被宦官们提前察觉，向桓帝告发说，士大夫群集，欲对桓帝的执政现状进行诽谤。

果然，第二天，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二人便在大殿之上一起向皇帝进谏，桓帝一听，顿时心中不悦，要不是这二人都是朝中重臣，这么多年以来对汉朝也算得忠诚可嘉，桓帝几乎就要当场发作。

刘茂见状，其胆小谨慎的性格便迅速占据了上风，原来商议好二人同时上书的事情，也只能半途作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