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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共有汝南王所统前锋八千人，后续国中仍在陆续增兵，天中南来共两万部众。

至于荆州本部人马，真正编制清晰可直接出动作战的，唯有湘州刺史、南蛮校尉纪睦所统五千蛮兵。

可是当这策略议定之后，还未等到正式施行，巴东境域中便又骚乱频生。

不乏荆州本部部伍因为不满于不能参与作战而骚怨不止，甚至有舟船横阻水道，不愿错过这一逐功良机。

汝南王沈云本就不乏愤懑，好不容易讨论出这一这种方略又被荆州悍卒骚扰不断，心中震怒可想而知，悍然下令将敢贻误军事、集众骚乱者就地擒拿，将要明正典刑、收斩于白帝城下！

得知此事后，整个巴东境域中也是人心震荡，一时间氛围凝重到了极点。

特别李阳、周抚等原本的荆州镇将，更是吓得魂不附体，唯恐还未伐蜀，荆镇便要大乱。

若果真发生军士哗变而直通天阙，天中可还驻扎着刚刚从河北退回修养的十数万精军，一旦大军南来，荆镇必将血流漂杵、生灵涂炭！

所以李阳等人一方面叩请汝南王暂且收回成命，一方面仓皇奔走、凭其声望压制住那些骚乱在即的荆镇军众，唯恐事态向最险恶境地滑落。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

军士聚众骚乱，这是在淮南都督府时期便不容逾越的铁律，虽然李阳等人极力叩请哀求，但汝南王也只是小退一步，只惩首恶，一声令下，仍有近百荆镇兵长人头落地！

除此之外，因有家门子弟涉事的周抚被夺职囚禁，即刻押送洛阳论罪，其职事、部伍由庐陵公陶弘暂领。

李阳、邓岳等诸将不能御众严谨，致使军纪荒驰，俱寄罪于伐蜀之后待惩。

李阳等人虽然身具高位，但是荆镇渊源悠久的部曲私兵构架，也让他们的职权不能得到由上到下的贯彻，诸将表面尊奉，但面对具体的得失权衡，又都各有算计。

眼下的局势已经很分明，朝廷将要彻底整肃荆州军伍已是事实，对荆镇诸将士而言，眼前的伐蜀乃是他们仅剩不多的机会之一。

一旦被排斥在此桩战事之外，他们前景将更加堪忧。

汝南王惩戒李阳等一众将领，一方面自然是在彰显国法庄严，树立大都督权威，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在保护他们，为了避免荆镇诸将在自觉利益受损的情况下而串联推举原本的将主抱团骚乱。

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朝廷一定会铁血镇压，而李阳等人也必将会作为首恶被枭首示众，无论他们此前功誉多少又或者心意如何。

汝南王震怒，原荆镇诸将各遭训惩，但是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随着时间的推移，巴东的气氛也一天比一天紧张，甚至在他们所不知道的北方，天中已有三万大军分批进入了南阳！

如此紧张氛围之下，作为大都督府军司副使的金玄恭向汝南王进言，荆州诸军整编事宜绝非短期可成，而伐蜀军期又刻不容缓，乡徒乐战，堵不如疏，与其勒令诸军不动，不如由之四出逐功。

金玄恭的建议，同样分为了两部分，正面战场的突进，由目下业已整编完毕的王师部伍负责，直攻大江一线。

至于其他仍未整编的荆州部伍，则由之逐战各方，并不设立具体的作战路线与目标，只是在获得确凿战果之后，再以营为单位而拨付钱粮、计功记酬，作为正面战场的补充。

金玄恭这一思路，主要还是借鉴他们辽东鲜卑那种部落作战模式。

鲜卑诸部，既没有充足的仓储后勤，又没有完整的军事构架，以战养战乃是常态。

往往部落之间展开恶斗都是倾族而出，事后检点战果再来论功行赏。

眼下荆州部伍，混乱不可计数，不妨暂且搁置不论，各勤战部伍先作出击，之后通过战功多寡再来进行追认整编。

就算作战初期没有一个统一的行伍规划，但事后战功折现只能通过大都督府的认可，先作战、后整编。

将顺序颠倒过来，本来不可解决的难题便迎刃而解，同时还能不贻误战机。

以营作为战功结算单位，又能确保在战争过程中不会出现大的武装单位。

当然这一策略也有其限制性，若是用在河北平原那种开阔地势的大军团混战，如是乌合而进无异于自取死路。

但是在蜀中本就地形复杂的战场上，这种漫山遍野、杂错而进的进攻方式，反而更加有利于对巴蜀地区的清理与掌控。

大都督府众参谋在经过一番讨论后，对于金玄恭所提出的这一思路俱都表示认可。

而汝南王沈云也的确烦透了当下这种胶着状态，当即拍板决定，告令诸军。

荆州诸军在接到这一新的征令之后，反应各不相同。

他们之所以如此勤于征事，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朝廷所拨付先期钱粮物给，可是现在却告诉他们需要先行垫付，得功之后才能再得报销，一时间难免热情冷却、犹豫不决。

可就在其他人还在犹豫之际，早有一些部伍悍卒主动出击，自巴东沿江向西，翻越巫山，冲入巴西宕渠之间，围剿山野之间的賨人、獠人等蛮部。

这些蛮部广泛分布于巫山、大巴山、武陵山等山野之间，往往几十户杂居便是一个部落，少有大型部落，自然也不会是荆州悍卒们的对手。

而这些部落人口与家私，便就成了这些荆州悍卒的战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