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年不想显得太急切，花了一段时间在外头闲逛。

年节时的上海街头，人满为患，空气里都是甜丝丝的，人们暂时忘记了对朝廷的不满和生计的艰辛，把整年的积蓄都掏出来，换成了两手的大包小包。

令年买了一串五香豆腐干吃，踮着脚看了会傩戏，被人潮卷出老远，猛一扭头，发现自己迷了路。

她平日出门，不是有何妈阿玉陪着，就是有司机听差跟着，对大街小巷并不熟悉。

令年忙把手绢叠起来，擦了擦嘴巴，挤出人群，去打听宝昌路的方向。

德国人的会馆占地很大，背后有一片打猎的密林。

人力车夫远远就停了下来，不肯往前走了。

令年下车，独自在道边踱了一会，见一辆黑色汽车疾驰而来，她忙按住帽子，追上两步，看清后却一怔——车牌号是001，不是她家的车。

车里下来一个短发的男人，是张中国面孔，穿的是貂皮马褂，腰里别着马鞭，走路有点外八字，腰杆子挺得笔直。

这人年纪轻轻，但气派很足，被人前呼后拥着往会馆里走。

令年只迟疑了一瞬，便在才泊好的车屁股上绕了一圈，装作才下车的样子，小跑着进了会馆。

警卫还当她是阔少的随从，没有拦，也没有问。

会馆是当初为接待普鲁士的海因里希亲王极其下辖海军而建的，有滚球场，跑马场，溜冰场，野鸭子林，各种供洋人消遣的设施都很齐全。

后来海因里希率领的远东舰队撤离，德侨势力衰微，俱乐部算的上门可罗雀。

令年只能从偶尔经过的客人那浓重的口音中猜测，是东欧人，波斯人，还是俄国人？一阵很放肆的说笑声往楼上去了——是她在门口遇到的阔少，对方有点奉天口音。

她的鞋跟敲在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板上，把正在吧台后打盹的男仆唤醒了。

对方有点不大确定地看着令年——她的辫子是盘起来的，头上戴了顶粗呢的鸭舌帽，有点雌雄莫辩。

外国男仆见惯了瘦弱纤细，或是涂脂抹粉的中国男人，见令年落落大方地对他一笑，便打起精神，招呼了声先生。

令年坐在吧台前的高脚凳上，好奇地看着酒架上摆的各色洋酒。

她对洋酒不熟悉，拿不准，便说：“我要一瓶最好的。”

男仆会意了，拿出一只香槟，倒进玻璃杯里。

她很高兴，跟对方搭讪：“你是德国人？”

“是的，巴伐利亚，”

男仆说，“我们村子旁边是捷克。”

令年对欧洲的地理只算一知半解。

她问：“你去过波兰吗？”

“没有，”

男仆摇头，“那个地方太穷了，经常打仗。”

提到这位穷酸邻居，他有种普鲁士人固有的傲慢，“他们的国王死在了俄国，波兰人喜欢做卡佳的玩具。”

“你为什么不回德国的老家？”

男仆强调：“我家在虹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