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详细地向我叙述了，罗艳芳是如何营救张子强的。

罗艳芳这一次对张子强的营救，在香港社会造成了极大的轰动效应。

你想想，香港开埠以来最大的现金抢劫案，警察千辛万苦地侦破以后，竟然被香港高等法院判无罪释放，而且营救的人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你说有多大的轰动效应？！

那时，报纸上几乎整版整版的报道，张子强和罗艳芳又高调地利用媒体，所以他们的照片也无数次地出现在传媒上。

张子强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香港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我后来从张子强与审讯人员的交谈，和管教干部的交谈，以及他的同伙在交待中所谈到张子强平时和他们的交谈，都提到对于罗艳芳的这一次营救，他一辈子铭记在心。

他后来常说的，艳芳，你救了我，指的就是这一次。

可我采访完整个案件以后，脑子里却出现一种宿命论的想法，我想：如果没有这次营救，张子强今天还活着。

从这点看，罗艳芳是救了张子强，还是害了张子强？

罗艳芳对张子强的营救，是一步一步进行的。

胡先生告诉我，那一天，罗艳芳租下了香港某宾馆的一间会议室，向传媒广发邀请，召开新闻发布会。

由于，张子强案开庭审理的时候，已经变成了香港头条新闻，各传媒都用了大量的篇幅进行了报道。

现在张子强的妻子，也是曾被作为同谋的罗艳芳召开新闻发布会，当然吸引了各传媒的关注，那天会议室里挤满了香港记者，胡德立先生也参加了这次新闻发布会。

在律师的陪同下，罗艳芳穿着长裙，戴着墨镜走进了新闻发布会会场。

那么，这次新闻发布会罗艳芳和她请的律师，又是抓住那一点来为张子强解脱呢？

我在前面曾经说到，启德机场解款车被劫案开庭审理时，那位曾在现场看到张子强脸的押运员出庭作证，对于判决张子强有罪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罗艳芳请到的这位律师所采取的辩护策略，就是设法否定这位押运员证人的可信性。

他在查阅了全部案卷后，找到了一个空子：即警方在抓到张子强后，曾请这位押运员到警局辨认。

这位押运员在辨认中，没有立即认出张子强，而是在快要离开时，才想起来转身指认张子强就是当天在现场的那位没有戴面罩的人。

律师抓住这一点，认为这个指认是不可信的。

那天新闻发布会上，律师陪同罗艳芳落座后，首先对着众多的话筒说：“张子强先生是冤枉的。

警方指控张先生的惟一证人，是一个押运员，他声称曾在现场看见张子强。

可是，警方在进行指认时，他又不能立即指认出张先生，却在离开指认现场时，又回头指认张先生。

这个指认不能不让人怀疑它的真实程度。

而且，这个证据是独立的，不能形成一个证据链，因此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有信心打赢这场官司。”

有记者问罗艳芳：“罗艳芳女士有什么说的？”

此时的罗艳芳面对着镜头，慢慢地取下了墨镜，人们惊奇地看到她竟泪流满面，她哽咽着说：“警方不但制造冤案，还搞刑讯逼供。

你们看！”

接着，罗艳芳突然撩起自己的长裙，露出雪白的大腿，大腿内侧有一道长长浅红色的伤疤。

整个新闻发布会会场立即躁动起来，摄影机、照相机都朝前涌，闪光灯不断。

记者们的询问声不断。

罗艳芳哭着说：“在里面，警察为了让我招供，竟用刀在我的大腿上划了一刀。”

现场一遍惊呼声。

罗艳芳又戴上了墨镜，我们不得不相信她制造了一个惊人的效果，这个效果由传媒报道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说司法制度应该是独立的，但它不可能一点都不受大众舆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