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想抽空讲一讲跟踪报道张子强案几十年的一位香港老记者，为什么说抽空呢？因为随着故事的发展，情节会越来越紧张，我想讲给听众朋友听的东西太多，我怕到了后面再也没有机会说这位很有故事的香港老记者了。

这位老记者十分熟悉张子强的犯罪经历，对我在香港的采访帮助不小，当然，他也从我这儿得到一些帮助。

后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他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帮我收集张子强在香港历史上犯罪的资料，我们是在采访中相识的。

他叫胡德立，那年50多岁了，是一位辛劳了一生，仍然在辛劳的千千万万个香港人中的一员。

尽管他差不多干了几十年的记者，但在香港的报纸上你看不到他的名字。

因为，香港报纸和内地的不同，我们内地报纸在发记者文章的时候，都会在本报讯的后面署上本报记者某某某的名字。

但香港由于传媒业竞争惨烈，从业人员跳槽多，除了专栏作家的专栏文章有署名，一般记者在发消息时，报社都不署名，所以，胡先生当了几十年的记者，在多家报馆干过，但你很少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

胡先生当年全程跟踪采访了张子强案，他不但情况非常熟悉，而且还帮我找来了许多当年的资料。

当然，他的目的是想让我给他提供一些内地可以公开报道的信息。

我们叫互相帮助吧。

我从胡先生提供给我的这些资料中发现，张子强抢劫香港机场解款车案当年在香港的开庭，传媒的关注度不亚于后来美国著名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杀妻案。

那天在香港我找到胡先生时，他立即用那种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喊：“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胡先生是一付跟你见面就自来熟的样子，这是他当记者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

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没有跟胡先生完全说明来香港的目的，因为直到今天张子强仍然是香港传媒关注的对象，我不想让香港传媒知道我来港的目的，以免又炒出一些小道消息。

香港传媒的竞争是十分惨烈的，我之所以说“惨烈”

，是因为内地传媒现在也竞争，但它的竞争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一个谁在市场上占有率高，谁的影响更大，谁的经济实力更强的竞争。

而香港传媒的每一次激烈竞争的结果，都会有报纸消亡。

所以，我说是“惨烈”

的。

因此，香港传媒在“天下无大事”

的时候，常常自己炒出一些事来，让读者来买他的报纸。

胡德立看见我，非常热情地说：“忙不忙？我请你喝咖啡。”

我笑了笑，他以为我要拒绝他，马上说：“喝喝咖啡，我们互相交流交流也许对大家都有好处。

当记者吗，就要像狗一样，到处嗅，到处嗅。”

胡先生做了一个像狗嗅东西的样子，把我逗乐了，我说：“好，我请客。”

我跟着胡先生走进一间咖啡厅，咖啡厅里人不多。

两人落坐。

胡德立很快进入主题：“杨先生，最近在忙什么？”

我说：“没有忙什么。”

胡先生又问：“那么，你来香港……”

我说：“随便转转，顺便找一点资料。”

胡先生用手指着我说：“您说的就不是实话了，现在大家不是提倡实话实说吗。

中央电视台还有一个收视率很高的谈话节目叫‘实话实说’呢，我还专门在香港报纸上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大陆现在提倡‘实话实说’。

可杨先生就不是实话实说了。

我先实话实说好不好？”

我笑笑说：“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