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科技、文化，并未落后于世界。

法兰西的笛卡尔喊着我思故我在，和王明阳的心外无物，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核心观念都是唯心主义。

甚至王明阳的唯心主义也更加接近唯物主义。

即便是在天地倾覆的大变局时代，大明朝也有徐光启、李之藻这样的官员在历法、数学、物理上追逐着大道前行。

在大厦将倾的时候，依旧有孙运秋的一部《镜史》千古流传，证明了大明朝鼎盛的磨镜工艺，万花镜、鸳鸯镜、放大镜、幻容镜、夜明镜、千里镜七十余件光学仪器，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也从未离开过中国人。

大明朝的一副眼镜，只用五六钱银就可以买到。

在全球都蒙昧的时代里，全世界名为科技的种子都在萌发，中国这枚种子萌发艰难，最后胎死腹中是因为改朝换代。

欧罗巴的科技种子的萌发，先行者伽利略现在正在接受训诫，被保皇五世严令，让他完全放弃：不论是口头上还是书面形式，对日心说的探索。

科技最终在欧洲萌发，茁壮生长起来，并且开枝散叶，逐渐的结出了一颗颗硕果，而这些硕果落地生根之后，再次孕育出新的幼苗，茁壮成长。

名曰科技的森林，变成郁郁葱葱。

为什么没有近代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呢？

一些人从最开始的源头追溯，认定中国的文字是表意文字，它的书写和发音是相互独立的，你的文字都是错误的，你的一切当然也都是错的。

【注1】

一些人从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公元前开始算起，认为中国人缺少了产生哲学思辨、自然科学争论，所需要的思想积淀、人才储备、社会环境。

一些人从儒释道身上开始寻找起了麻烦，觉得是因为封建迷信，礼教束缚，这也很容易理解，觉得中国的皇帝崇信天人合一的理念，并且这对皇权的集中和统治，有着巨大的帮助。

丝毫不顾及，开普勒这会儿，在鲁道夫二世（已退位，开普勒并非放弃追随）身边的身份是占星师，他正在向雷根斯堡，申请拖欠了几个月的薪俸。

朱由检也不会将这近代科技

未曾在中国孕育的帽子一头扣在鞑清的头上，是他自己没有保护好这份祖宗的基业。

他将这丢失的四百年，全部都归罪到自己的身上。

朱由检之所以愣愣的出神想了这么多，不务正业，不去文华殿点卯上班，例行公事的进行廷议，完全是手里拿着一张表和两本书。

《远镜说》天启二年作品，它第一作者是汤若望，而第二作者是钦天监的五官灵台郎，李祖白，一个从七品的官员，写的内容是伽利略的望远镜，和李祖白关于观测月亮的一些总结。

另外一本书名为《天文略》，万历四十三年在北京刊印，这本书很难啃，是一个名叫阳玛诺的传教士独立完成，阅读时，需要摒弃这本书关于神学的一些执着，才能读懂他对日心说的观望和对地心说的执念。

还有一张表，名字叫《鲁道夫星表》，乃是开普勒在雷根斯堡的最新成果，邓玉函曾经在登船之前，向开普勒进行求助。

而开普勒在天启七年正月，也就是八个月前，将这份最新的行星表，远渡重洋送到了大明朝的澳门卜弥格的手中，而卜弥格在三个月前，将他邮寄到了京城金尼阁的手中。

朱由检由衷的感谢现在还没有被取缔的大明驿站！

将这份表格如期的寄到了北京城，并且金尼阁将其翻译，送到了自己的御案之上。

这是传教士们和工部一些官员的试探，他们在试探大明朝的皇帝是否开明和包容，他们不得不如此的小心翼翼。

开普勒在德意志正在申请俸禄，伽利略正在意呆利被训诫不得研究日心说，《天问略》刊印之初就遭到了士大夫的集体攻讦，大明朝的朝堂上，明公们，显然不喜欢这种能够打破天人合一政治格局的歪理学说。

工部官员和传教士们，试探的用这封翻译出来的图表，来试探新的大明皇帝对于学术的倾向。

而朱由检招了招手，对王承恩说道：“廷议完了，你去取一千金，给金尼阁送去，就说这表，朕买了。

让他们大胆的翻译，不用束手束脚。

要是能把伽利略、笛卡尔、伽开普勒三个人弄到大明来，一个人十万金，三个人都到了，奖励百万金。”

一千金，就是一千两白银，

百万金，就是一百万两白银。

千金买马骨。

这份表还不是马骨，是一封记录着一千零五颗恒星的位置的图标，这个星表制作的极为精确，一直到百年后，一直是航海家们的家传至宝，因为他可以让航海家们，不在茫茫的大海中，迷失方向。

“皇叔。”

张嫣等在乾清宫门外，她没有提前到文华殿，而是跟着朱由检一起去，这让朱由检由衷的有些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