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四年春节后一天的晚上，我抑郁地坐在居室书桌旁抽着烟。

平时我是不抽烟的。

可是，那天在学校听完所谓“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

的传达，在回家的路上，我却特意拐进食品商店买了一包烟。

爱人在装订厂工作，上夜班不在家；孩子送到托儿所全托了，一个人在家，倒也清静。

窗外小院里，只有风吹树枝的飒响。

按说，这是备课、看书的最好时光。

可是，既然“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

这种荒诞的逻辑，都被某些人誉为“反潮流精神”

的崇高体现了，我这个外语教员，还有什么备课的兴致呢？书呢，案头倒有一册好不容易辗转借来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可心里是那么样地烦乱，翻开了《草原》，却怎么也走不进那个草原里去……一口烟呛得我咳嗽不止，我赌气地将刚燃去小半截的烟扔到了地下。

忽然有人“笃笃笃”

地敲门，还呼唤着我：“晁老师！”

肯定是我教过的学生——不知是个什么道理，正教着的学生，没有到家里来找我的；已经毕业的学生，倒常成为我家的不速之客——我把《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放进抽屉，过去打开了门，一个小伙子的清秀面庞呈现在我的眼前。

两道漆黑的细长眉毛，一双不大的单眼皮眼睛；高鼻梁，长人中，红润的薄嘴唇。

我认出这是五年前教过的一个学生，虽然他“抽条”

了，肩膀也宽了许多，那挺有特点的相貌，变化并不大。

但我一时想不出他的名字来。

我把他迎进屋子，请他坐，给他倒茶，顺便问他现在在哪个单位工作。

他提醒我：“我叫邹宇平，初一的时候您教过我。

我一九七一年下乡插队两年，去年分到工厂当了个钳工……”

我指指桌上的香烟：“你也学会了吧？自己拿……”

他摇摇头：“我不学抽烟，我也不喝酒。

我没参加‘十元会’……”

“‘十元会’？”

我不禁愕然，“什么叫‘十元会’？”

“嗨”

他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厂七八个像我这么大的小伙子组织的。

每个月开支那天，一个人出十块钱，别的人出一块钱，去吃馆子。

‘大头’轮流当。

什么全聚德、丰泽园、砂锅居……转着圈吃呗。”

我震惊了。

我觉得一些火辣辣的话语冲到了喉咙口。

但是我强咽了下去。

我用哆嗦着的手指头去取香烟……别忘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哪怕是善意地批评青年人，也很可能被扣上“打击‘儿童团’”

的帽子；而且，也根本不允许公开承认有“十元会”

这类社会现象。

再说，我也摸不透邹宇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青年——回想起来，我当他班主任的那几个月里，班上纪律极为混乱，我整天疲于同“闹将”

们斡旋，他则是个“老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