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是诗人杜甫诞生的一千二白五十周年，同时也是杜甫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来纪念的一年。

那时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国文学上》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同志为了配合纪念活动，特来相商，拟将拙作（《杜甫研究》）中的作品注释部分改编为《杜甫诗选注》。

也知我一时势难兼顾，建议我只作些小的修订，并即以给《诗刊》写的那篇题为《人民诗人杜甫》的纪念文字用代“前言”

。

我有些为难，但还是接受了。

经与编辑同志磋商，将原选二百六十六首删去了八首，增选了二十七首，共得二百八十五首。

大约是一九六五年，我曾看过这个修订本的清样，于今已是十多年，我早把它忘却了。

最近，出版社仍拟将该修订本付印，要我再次作些修改。

在粉碎“”

的大好形势的鼓舞下，虽自觉年力就衰，但还是乐于承命。

这次没有新增篇目，只删去了四首，所以这个选本实际上是二百八十一首。

对于注释，则作了比较全面、细致的修订，有的甚至不惜推翻自己原来的说法，如关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群童”

。

“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

这是白居易《李白墓》一诗的最后两句，对杜甫也是完全适用的。

李白死时，还有他的从叔当时著名的篆书家当涂县令李阳冰为他料理后事，给他报丧，还为他的文集作序，死于何年何月何地，都有明文记录。

至于杜甫，那就凄凉得多。

“死去凭谁报？”

没有任何人啊，只有诗人曾经歌颂过的那“乾坤日夜浮”

的洞庭湖水！

仅仅凭了诗人自己写的幸而流传下来的那篇追酬高适的诗，我们得知他是死在大历五年，从而纠正了所谓正史的《旧唐书》的错误。

但是，究竟死在这一年的哪一个月，死在什么地方，怎样死的，却缺乏明文。

这样也就形成了一桩关于杜甫之死的争论不休的老公案。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有一点需要说明：

我不认为凡是主张病死一说的便是为了要美化杜甫之死，因为这根本说不上什么美化，正如主张死于牛酒一说之不足以丑化杜甫之死一样。

我们需要的是实事求是。

有关杜甫之死的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是杜甫的《耒阳阻水》和《风疾舟中》两首诗。

这两首诗，我都选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