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第四期，是最后一期，包括杜甫四十九岁到五十九岁的十一年间的作品。

杜南这十一年间的漂泊生活和创作生活，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夔州以前是第一阶段，计六年多（七六〇年正月——七六六年四月），其中住在成都草堂前后约五年；在这一阶段里，杜甫写了四百八十五首诗。

移居夔州是第二阶段，约二年（七六六年四月——七六八年正月），时间虽不长，作品却最多，他一共写了四百三十七首诗。

夔州以后漂泊湖北和湖南是第三阶段，为时不到三年（七六八年春——七七〇年冬）：这时诗人杜有已是一个残废的老头了，但他还是写了一百五十首诗。

把杜甫在这一时期的三个阶段里所写的作品的数字加起来和前此的三个时期作一比较，这并非毫无意义的事。

统计数字告诉我们：杜甫在这十一年中总共写了一千零七十二首诗。

占现存作品总数量的百分之七十三强，约等于第二期（长安十年）的十倍，和第三期的四倍半以上。

由此可见，在创作的道路上，杜甫是“老当益壮”

、“死而后己”

的。

这种始终如一的坚苦卓绝的创作精神，首先就值得我们肯定。

由于时代、生活和年龄等关系，杜甫这期作品的基本特征，是诗的抒情的性质，也就是抒情诗特别多，纯粹的叙事诗很少。

这些抒情诗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有描写景物的抒情诗，有写劳动生活的抒情诗，有回忆往事的抒情诗，有咏怀古迹的抒情诗。

有的大声疾呼、直写胸臆；有的回肠荡气、曲达友情。

所有这些抒情诗，不仅洋溢着真清，而且也浸透着现实。

但是，最值得我们注意和珍视的还是他的政治抒情诗——这主要是政治讽刺诗。

我们知道，杜甫是一个“穷年忧黎元”

的诗人，然而在他漂泊西南的十一年中，人民生活一直没有改善，国家命运一直没有多少好转，所以这类政治讽刺诗也就一直贯串着他这一时期的三个阶段。

这些讽刺，有的是尖锐而精辟的议论，如：“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

“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

有的是借用景物，出以比兴，如《枯椶》、《病橘》等诗；有的则驱使典故来揭露丑事，如《诸将》：“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

写皇家坟墓的被发掘。

其他直接反映现实的诗，也往往在叙事中夹杂议论或感愤，带有浓厚的抒情气息。

这种现象是前此所少有的。

由于诗的内容主要是抒情，所以在诗的形式（体裁）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

这就是大量的更多的使用近体诗——律诗和绝句。

他的三十一首五绝，全部是这时写的：他的一百零七首七绝，有一百零五首是这时写的。

同时他还写了四百八十一首五律和一百二十五首七律，五言排律这时也写得最多，最长的一首（《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也是这时写的。

律诗由于种种限制，不适宜于叙事而比较适宜于抒情，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期律诗特多的原因之一。

不过，律诗也有它的长处，因为它本身具有一种音乐性和精炼性，它要求更高的概括。

所以有时用来作为讽刺武器，显得特别铿锵有力。

能够起着一种匕首投抢的作用，一针见血，以少胜多。

上面举出的一些诗句便都可为例。

有的同志过分贬低杜甫律诗的价值，忽视他的律诗的战斗性，那是不全面、不公允的。

但在接受上，往往需要读者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文化水平。

那也是事实。

总之，杜甫那些史诗设的叙享诗固然具有崇高的价值，他的抒情诗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通过这些优美的抒情诗，读者更可以直接接触到这位诗人的伟大心灵和高尚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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