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期，包括杜甫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的四年间的作品。

我们称这一期为陷安史叛军中、为官时期，只是一个大体上的说法。

因为在公元七五六年的七月以前，也就是杜甫在由鄜州投奔灵武的途中被胡兵捉住送到长安以前，杜甫还有一段居住长安和携家逃难的生活，而在公元七五丸年的七月，则已弃宫客秦州，又有着一段携家逃荒的生活。

综计在这四年中，陷安史叛军中为时约九个月，为宫约两年零两个月。

这一期，虽只四年，但在杜甫的创作史上却是一个最重要的四年。

从作品数量来看，这一期比之长安十年，要多到一倍以上，他一共写了二百四十九首诗。

从作品的质量来看，内容也非常充实，并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在他全部创作中形成一个顶峰。

由于“负恩殊禽兽”

的安禄山的倒行逆施，激化了当时的民族矛盾，而杜甫，因为陷身叛军中的关系，又曾亲自尝到国破家亡的痛苦，亲眼看到胡兵的屠杀，所以，作为这一时期作品最突出最显著的特征的，便是杜甫的爱国精神。

他的一喜一优，是那样敏感的和当时一战的一胜一败、一地的一得一失相适应着。

杜甫虽然作了两年多的官，但由于唐肃宗的疏远和贬斥。

反而使他能够一再的得到深入现实、深入民间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杜甫在做官时期还能创作出辉煌的现实主义的诗的根本原因。

在诗的体裁的运用上，除五律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言古体诗这一时期写得最多，竟有九十首。

诗集中最长的一篇五古——叫《北征》——便是写于这时。

七言古体也不少，有二十二首。

同样，集中最长的一首七古——《洗兵马》——也是这时写的。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由于杜甫对古体诗忽然特别感觉兴趣，而是为诗的社会内容、诗的叙事性，这一客观存在所决定的。

我们知道，古体诗是颇为自由的，它的伸缩性比近体诗大得多，便于表现比较复杂的事物和感情。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时期他的古体诗特别显得多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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