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注解上，并没有怎样严格的体例，但也有几点想说明一下：

第一，一部杜诗，不只是他那个时代的“诗史”

，同时也是诗人自己的年谱、浦起龙说：“古人遗集，不得以年月限者，其故有三：生逢治朝，无变故可稽，一也；居有定处，无征途显迹，二也；语在当身，与庶务罕涉，三也。

杜皆反是，变故、征途、庶务，交关而可勘，而年月昭昭矣。”

又说：

“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

所谓“语在当身，与庶务罕涉”

，也就是说作品不出个人生活的狭小圈子，很少接触国家大事，这确是过去一般诗人的通病。

可见关于杜诗，依年编次，最为妥善。

因此，我这里也采用了编年体，在编年方面，我利用了前人的成果，这主要是参酌仇兆鳌、浦起龙和杨伦三家的书。

第二，为了显示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我把他的诗分成了四个时期，第一期（读书游历时期）的诗现存统共不到三十首，选出的则只九首，和其他三期并列，在比重上原极不相称，但一则因为杜甫在此一时期曾写过好几百首诗，这是事实；再则，这样标出，也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杜甫的成长过程，所以我没有把这一期从他的创作史上取消。

按杜甫在《同元使君春陵行》的诗序中曾说：“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

可见他并不是毫无抉择的把所有的诗都写进他的诗卷，第一期作品之所以亡侠特多，可能也由于他自己晚年的删汰或不甚重视。

卢世《杜诗胥钞》疑心是“或者子美自选定本”

，不是没有道理的。

为了使读者对每一时期的写作情况和作品特点先有个概括的认识，我在每期之前都作了一个简单“说明”

。

第三，杜甫的“集大成”

，也表现在对各种诗体的擅长方面，这也是为什么在杜诗的编辑上向来就有不少按体分编的缘故。

如郭知达的《九家集注》、钱谦益的《杜诗笺注》便分“古诗”

和“近体诗”

两大类。

至如金蛮刻的《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胡震亨的《杜诗通》、黄生的《杜诗说》、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则分体尤细。

为了使一般读者易于辨别各种不同诗体，并从而窥见杜甫对各种不同诗体的运用情况，我特在目录上标明每首诗所属的诗体。

下面便是在这个选本中各种诗体所占的数字，计：五古七十首，七古五十三首，五律四十八首，七律五十四首（内拗格七首），五绝十二首，七绝三十八首，五言排律四首，七言排律二首。

法，大概在题解中，包括诗的写作地点、年代、背景、中心思想和表现手法等，都有简略说明，但也不是每首诗都如此，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也有根本从略的。

为了使读者在阅览注解时不太感到枯燥，除一般必要的字注句解之外，个人也往往发挥些议论，作些考证，使注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这些议论不一定对，但为了好让读者开动脑筋，我愿意把自己开动过的脑筋先摊出来。

所以偏是碰到比较难解或说法不一致的地方，我偏不肯放过，尽可能提出个人的看法。

有些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问题，则一般放在注解的后面去说。

第五，杜诗和当时史实是密切联系着的，同时为了表达的需要，他又往往使用典故。

我们只有首先很好的了解了这些史实和典敌，才能透彻的理解原诗！

而且有些典故本身就非常生动，也值得作较完整的介绍。

但前人因一味求简，往往截头去尾，把一个生动的故事弄得一鳞半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