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读郁达夫的散文“钓台的春昼”

，便想去富春江一游。

乘着欸乃的浆声，拨开芜杂的草木，在严子陵的钓台里，就着满林的鸟声，吞饮一壶炽热的高梁。

梦与酒一样，愈藏愈香。

去钓台的游梦，折磨了我二十多年。

今年春上才得以梦想成真。

但梦到真时，存于梦中的那种温婉的感觉，却是消失殆尽了。

在中国的文化中，渔父始终扮演着智者的角色。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何其闲适，又何其逍遥。

渔父成了隐士的代名词。

历史上，的确有两位智者因成功地扮演了渔父而名垂千古。

一位是在渭水垂钓的姜太公，另一位便是持竿于富春江畔的严子陵了。

姜太公直钩垂钓，本无意于鱼。

后来，他果然辅佐周天子，成功地钓起了青铜社稷一统江山。

而蛰居桐庐的严子陵，因拒绝汉光武帝刘秀盛情发出的做官的邀请，而为后人景仰。

刘秀与严子陵是少年同学，相处日久，情谊甚笃。

他之邀严子陵做官，既可美誉为用贤，亦可讥刺为营私。

因为，严子陵除了拒绝当皇帝的同学发出的做官邀请外，于文学、于政治、均无功绩见诸史志。

不过，仅拒绝做官这一点，严子陵也是值得称赞的。

官场之浊，但浊中有荣华富贵；山水之清，但清中要安贫乐道。

严子陵选择了后者，他是真心愿意当一名渔父的。

因为以上的想法，对于富春江边的这一座钓台，更是心向往之。

那天，我驱车从千岛湖出发，本可以轻轻松松赶到杭州，就因为想看桐庐的钓台，便投宿到了富春江小镇。

此日恰好是旧历的四月十五，暮色苍茫，我在江边徘徊，想去钓台踏月而不得，因为码头上已歇泊了所有的游船，陆地又无路可通。

那一夜，卧在价钱昂贵却又设施奇差的旅馆里，除了猜想钓台的景致，却也无事可做。

翌日，我起了个早床，几乎是乘坐头一班游轮到达钓台的。

从码头到钓台，最多不过三公里，但水路的感觉，却是比陆路要远了许多。

郁达夫游钓台，已是七十二年前事。

他说，船近钓台，江愈窄而山愈峻峭。

钓台给予他的最强烈的印象是萧条，是太古的寂静。

这种感觉，对于后来者的我，是完全体会不到了。

由于富春江在钓台下游约四公里处筑了大坝，江面变得宽阔，黛绿色的江面，水波不兴，倒像是晴日下的长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