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1、帝王师与官场

记者：近百年来，对帝王师持否定态度似乎已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道德义务，而张居正是帝王师。

您是否担心人家说您是传统知识分子对帝王师的崇拜，是古老而过时的人格作祟？

熊召政：《张居正》这部小说，就算我为张居正的审判者提供了一些事实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在配合审判。

至于张居正该不该唾弃，唾弃到什么程度，这类问题我如果过分参与，证人资格反倒是可疑的了。

记者：假如我认为，《张居正》一书对强权的共谋者太过倾情，您怎么看我？

熊召政：可能是双重人格。

知识分子为了保持尊严，应该与强势集团保持距离。

“帝王师”

不但没有保持距离，而且成了强势集团的一部分，当然难以仙风道骨。

不分青红皂白地藐视帝王师，可以很方便地显示出人格的尊严和独立性。

可是一旦有机会做帝王师，人们也会倍感荣幸，这就是双重人格。

我觉得这种人格有时候也妨碍读书人对社会生活的参与。

记者：以历史的态度看，作为知识分子，张居正的人格算是健全的吗？

熊召政：我跟你讲，就是用今天的态度来看，张居正的人格也是典型的，也可以说是分裂的。

首先，在皇帝面前他必须委曲求全，他不能让皇帝发现他的理想与皇帝的想法相抵触，他必须忍耐，有时甚至不惜暂时放弃自己的理想。

然而当他回到自己的岗位，面对国家的问题，又充满鲜活的智慧，灵动的谋略以及钢铁般的意志与强硬的手腕。

记者：不得已的，主动的分裂自己？

熊召政：可以这么说。

中国的政治家大多都缺乏激情，而张居正却激情四溢。

他的奏章谨小慎微，然而给朋友的信却激情满怀，对比非常鲜明。

这可以看成人格分裂，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的深度自觉。

记者：张居正的私心，是否也可以理解为他对自身文化环境的深度自觉？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不给自己留后路简直得是圣人。

熊召政：张居正恰恰没给自己留后路，他说过“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

就是说，他求的是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做成，而不是为了获得或避免某种评价。

当时明朝显在的问题是财政问题，然而张居正却从整顿吏治这个根子上下手，孟子讲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

，张居正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是凶猛的。

如果他给自己留了后路，他不会做得那么绝。

正是这种担当精神，才使新法一推十年，效果显著。

记者：按照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的看法，张居正“阴”

的一面，也是使万历皇帝产生道德虚无感，进而荒废国是的一个重要原因。

熊召政：我认为张居正之所以身后获罪，最主要原因不在于“阴”

的一面，还是因为他触犯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比如说，一些政敌为了证明他是大贪官，抄家时下了那么大功夫，结果也只抄出十万两银子，其中仅皇帝赐给的就有一万多两。

张居正对家属管教很严格，他的管家因为背着他收了点银子曾被他打断了腿。

张居正确实不是干净到底，但作为一个宰相，肯定算不上大贪官。

至于贪恋女色，喜欢华服美食……可以这么说：张居正腐化，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