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拙著《张居正》出版后，获得过一些好评。

许多同道称赞这部小说的成功，得益于我的旧学功底。

古典文学，无论小说散文，还是诗词歌赋，对于我来讲，都属于“童子功”

，在这一点我还有些自信。

但是，就其小说的结构，也就是说讲故事的方式而言，尽管我使用了章回小说体，我仍要说《张居正》受到外国小说的影响颇大。

有一次，我与《张居正》的责任编辑、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周百义先生论及此事，我说在写作《张居正》的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法国的雨果，他笑着回答说：“你如今成功了，怎么说都可以。”

言下之意，他不相信。

我告诉他，雨果对我的影响是漫长的。

三十年前，我在县文化馆工作。

那时，县文化馆与图书馆没有分家，全县藏书最为丰富的，就该是县文化馆的图书室了。

但这些藏书，因为牵扯到封、资、修，十之都不向读者开放。

束之高阁，积满尘垢。

我因占了馆员之便宜，更因为馆长理解我的求知欲，便给了我一把书库的钥匙。

每天一大早，我开门进库，带一瓶水，一个馒头（中间夹二分钱的咸菜）权充午餐，在书库里一泡一整天。

拿今天的眼光看，这小书库的藏书，可能还没有我个人的藏书多，但在当时，我像阿里巴巴找到了藏宝的山洞。

大约有两年时间，我独占了这间光线昏暗、蛛网蒙窗的书库。

库内的十几架书，中国古典多，而外国文学，大约有两三架吧，虽然不多，但都是精典。

在那两三年里，我读了如下作品：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果戈理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小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小仲马的《茶花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狄更斯的《双城记》、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乔万尼奥尼的《斯巴达克斯》、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等等。

除以上所述，书屋里所藏的巴尔扎克与雨果这两位法国作家的作品最多，几乎他们作品中所有的中译本都庋列其中，而且，我也全部读完。

当然，除了小说外，还有戏剧与诗歌、散文，像荷马、但丁、莎士比亚、雪莱、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济慈、裴多菲、波特莱尔与聂鲁达等等，我亦通读，这些耀眼的星座，亦曾照亮我文学的星空，但因我这篇文章以谈小说为主，所以，暂时不能顾及他们。

二

今年十月，我曾应中国海洋大学之邀，去青岛参加一次由科学家与作家组成的人文与科技的对话。

在会上，有一位久负盛名的海洋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先生直言不讳的说，他非常喜欢金庸的作品，他已把金庸全集通读了三遍，现正在读第四遍。

一个作家的全集，而不是某一部作品能够被人通读四遍，这个作家没有理由不自豪。

对金庸的作品，文学界同仁褒贬不一，但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社会中，金庸的武侠小说享有盛誉并经久不衰，这是不争的事实。

谈外国小说，忽然说起金庸来，似乎跑题了，其实并没有。

我是由金庸想起了法国大仲马。

我记得后，我就完全放不下手了。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书库里是不准开电灯的。

为了防范，甚至连电线也剪掉了。

但我还只是看了，我可以躲进书库看书，但决不能把任何一本书携出门外。

但书中曲折多变的情节深深抓住我的心，如果放下书本等到第二天再接着读，那天晚上我肯定会彻夜失眼。

于是，我走出书屋硬着头皮找馆长，希望他允许我把《基督山伯爵》带回寝室里挑灯夜读，馆长一口回绝。

我于是又提出折衷方案，能否让我夜里呆在书库里，他说书库内不准开电灯，我说想好了，我去借一把手电筒，买两节新电池。

馆长终于答应，为了防盗，也为了掩人耳目，馆长把我送进书屋后，就在外面把门反锁了。

斯时正值盛夏，窗户紧闭的书屋闷热如蒸笼，我进去不到五分钟就全身湿透。

更有数不清的蚊虫永无休止地向我偷袭叮咬，但因为我急于想知道基督山伯爵的复仇结果，我已经对闷热与叮咬没有感觉了，我揿亮手电筒，开始了愉悦与紧张的阅读。

我原本打算读到某一处，也就是说某一个情节结束时，就放下书本眯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