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2月，宋教仁踌躇满志，他从老家长沙沿江东下，途经武汉、安徽、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讲，批评袁世凯，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

其言论风采，倾动一时。

宋教仁踌躇满志，但是，3月20日晚在沪宁车站，准备按民主的方式北上当总理的他却遭到了暗杀。

3月22日，弹毒剧发，宋教仁不治身亡。

宋教仁被暗杀一事，立刻成为全国政治的中心话题。

是谁暗杀了宋教仁？他们为什么要暗杀宋教仁？宋教仁何许人也，朱芙蓉不清楚。

可是这件事对于黎慕军，那真是晴天霹雳。

黎慕军匆匆赶到到武汉，各种报刊杂志全都刊登了同一内容：宋教仁在火车站被人暗杀。

据各家报纸报道：1913年3月19日，袁大总统电告全国，宣布民国议会定于4月8日召开开会典礼。

3月20日，“宋教仁于午后十时至车站，拟乘沪宁车前往京师出席国会，在议员接待室小憩之后，于十时四十分，与黄兴、陈勤、廖仲恺等步进车站上车，甫至剪票处时，枪声突作。

时于佑任方在接待室，闻枪声，急出视，遇宋、黄于剪票处，教仁曰：‘吾中枪矣’，即伏地不能起。

凶手身材短小，著黑色军衣，放枪后即已远飏。

右任等急送教仁入沪宁路医院治疗，至十二时三十分，施手术取出枪弹。”

在枪响前，另有一批送行的人是于右任等，还在议员接待室中谈话，转过头来不见了宋、黄等人，乃匆匆赶出来，拟入月台，正行进间就听到了枪声，乃跑步至入口处，恰巧遇到宋中了枪，一手摸着右腰，一手扶着黄兴。

于右任这时非常镇定地说：“现在一方面要追捕凶手，一方面赶快送入医院，我去找车子。”

他乃跑到车站外的停车场，找到了一辆汽车，把宋扶上汽车。

一方面令留下的送行人赶快报警追凶，这边则令司机开快车送至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

宋教仁这时神志还很清楚，他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奉托：（一）所有存的书，全部捐入图书馆；（二）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

黄兴、于右任等把宋教仁送至铁路医院，就要求医院医师会诊急救，院方乃请格尔本医师和比林哈斯医生共同诊视，认为伤势很重，必须开刀才能有望。

为了争取时间，遂在12时30分送入手术室开刀，用钳子从小腹取出子弹，发现子弹有毒。

虽然流血不多，可是他却十分痛苦，呻吟辗转，凄苦之情，惨不忍睹。

午夜2时，院方再集外科医生五人第二次开刀，把肠缝补涤洗，取出食物及污血，然后合口。

宋教仁几度昏厥，不过神智还算清楚，反复地说：“我为了调和南北，费尽苦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宋教仁在病榻上曾托黄兴代拟一电，向袁世凯报告遇刺经过。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10时45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

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

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

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

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宋教仁哿这份遗嘱太重要了，用白话问翻译如下：袁大总统鉴:我宋教仁本来今晚要搭乘由上海宁波开出的火车到北京见您，但是晚上十点四十五分在车站里竟然突然遭到奸人从背后开枪暗杀。

子弹从腰部上面进入到腹部下方。

伤势严重，看情况已经没有活命的希望。

自想从我宋教仁受教育懂事起，就修身自爱，虽然不能说从来没有做错事，但是从来也没有与别人结怨。

因为满清政府，而参与了改革的活动，行事也注重为人处世的道理，谨守公义天理。

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想要掌握任何的权力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