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赚不到两万块钱，靠给人蹬三轮送菜赚钱。”

他不是没见过钱。

这么多年，赌桌上，交易桌上，美钞比纸还轻贱，黄金堆得比山还高。

他给老大点烟，对方拿金条给他当小费。

但是时时刻刻，还有戒条约束着他——道德的枷锁，和所谓“同伴”

们的自觉，所有一切都在捆缚着他。

他不敢用，也不敢花，害怕被指责为渎职腐败。

从十八岁读警校，到二十九岁“假死”

，整整十一年，他给家里寄回去的钱还不够小远一个月住院的医疗费。

这样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那时他问自己。

一眼望不到头的痛苦，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哪怕他任务成功回到家乡，也不过做一个缉毒支队的小队长，又或者拿个几十万的奖金。

但有前车之鉴，他和家人的余生却显而易见、仍然都会受到无穷尽的生命威胁。

信仰……什么是信仰，能当饭吃？

他有信仰，为什么妻离子散？

“解凛，”

梁振说，“你没吃过没钱的苦，没有需要考虑的家人，你孑然一身，你高尚，但是我做不到……我只是换了个活法而已。”

反正李叔已经活了五十多岁，该享的福都享过了；

至于吹水仔和七妹，本来也是街上的小混混，后来被收编都不过是“杂牌军”

，要是没有他好心，他们早就被人砍死在金三角或沉尸湄公河，能活到这个年纪已经是偷来的；

还有解凛，他就更没有对不住的了。

毕竟他还需要一个因公殉职的“好名声”

，需要有一个人为他“作证”

。

“我甚至还为你挡了一枪，解凛，你忘了吗？”

梁振指着自己的左前胸，“那一枪的确差点把我杀了，但保下了你一条命。

我自认为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那些死了的人来找我报仇就算了……你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解凛，我们完全可以各走各的。”

“闭嘴。”

“解凛——”

“我让你闭嘴。”

解凛额头上的青筋直跳。

甚至于紧握短匕的手也开始颤抖：

他很清楚，报警的结果是无用的，因为在国境线内、梁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加上不久前他亲手交上去的“记录本”

，他亲口复述的逃亡经历。

每一桩每一件，都让梁振在官方眼中成了可受嘉奖的对象、对他家人的补贴亦正在审批过程中。

把梁振交给警方，结局很有可能是一场罗生门的博弈。

他没有任何证据——包括昨天晚上的录音，因为获取的途径并不“正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