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我总是回忆起母亲。

我看她的笔记，她娟秀的字迹旁常常有父亲的钢笔批注。

记忆中母亲总是靠在垫了厚靠垫的沙发上看书，当我蹒跚过去时，她会放下书把我抱到膝盖上，轻柔的哼小曲。

埃德加说得对，自己的父亲和母亲都不相信，还有谁能够相信呢？

母亲灰蓝色的眼睛很美，温柔的落在每一个和她说话的人身上。

这种温柔的目光注视过我，注视过父亲，甚至注视过安得蒙。

安得蒙说，母亲在密码学上有独到的见解。

阅读她笔记的日子里，我发现她真正的天赋其实在于数学，然而她把毕生的精力用在了为祖国破译密码上。

甚至当她隐退多年后，在最后一本笔记里，她依然想办法把破译方法归纳为了一些数学公式。

这些公式适用于“迷”

的前生——当时早期的机械加密器。

我想是对英国的爱支撑着她走到这么远。

她短暂的生命定格在照片上，永远是那位娴静温和的少妇。

我开始在空闲时间里试着理解她留下的公式。

其间我又见过安得蒙一次。

那是一个巧合。

我的兴趣回归于数学。

剑桥是数学天才聚集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就永远不缺乏交流的对象。

我加入了一个数学俱乐部，认识了很多朋友。

艾米丽.罗特，她大学二年级那年已经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了关于抽象代数的论文。

还有亚当.门萨，美国人，二十六岁的剑桥客座教授。

周末时林顿偶尔也会加入我们，提到工作地点，他永远只说在“高尔夫与象棋俱乐部”

。

在朋友的鼓励下我写了一篇关于群论的论文，经艾米丽的介绍，我决定把它拿去向一位住在伦敦市区的教授请教——当时数学界泰斗哈森.瓦特博士。

正是冬天，小雪刚停。

管家让我在书房外面等着。

片刻后门打开，瓦特教授和安得蒙走出来。

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个穿军装的金丝眼镜。

安得蒙看见我时愣了愣，瓦特教授笑着解释：“这是剑桥的艾伦.卡斯特，大学三年级，数学上很有才华。

他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关于群论的。

亲爱的安得蒙，或许你会感兴趣——啊，你们认识？”

他和我擦肩而过：“艾伦是以前我学生——瓦特博士，如果您对普林顿庄园的工作感兴趣，请随时联系我。”

我追出去，安得蒙走得很快，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等我的意思。

还是跟在他身后的军装金丝眼镜提醒说：“那个学生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