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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高中同学聚会的时候一聊起来各位都会万分羡慕我现在就读的学校。

——每逢假期放得最早，收得最晚，是出了名的北京放假大学。

所以当我出院回家时，大部分学校的暑假才刚刚开始，而我的假期也还绰绰有余。

我从小愈合速度就快得跟兔子一样，再加上现在年轻，身体底子不错，又被陈珂摁在医院里狠劲地贴膘，卸了石膏在家里瘫了一段时间就能出去走走了。

虽然跑步跑不了，打球更别想，不过下馆子买个零食什么的还在正常活动强度之内，就是要小心坐公交车人挤人的时候别一个刹车被人锤了胸口，那我估计得当场交代过去。

因此我出门买了一辆山地车，还专门给它配了一把精致的锁，结果骑了没几天就被偷了，还是连着锁头和我家外面的篱笆一起被偷的，气得我一连好几天没出门。

最后把我从电脑跟前拽走的还是我一个高中同学。

他特别喜欢麻辣小龙虾，喜欢到已经差不多把整个北京城都给吃遍了，哪个地方最卫生，哪个地方味儿最好，哪个地方性价比最高，都能出一篇跟硕士毕业论文差不多长度的吃货攻略。

在某个闷热的黄昏，他的小龙虾瘾犯了，坐车跑到我家院子里咣咣咣地砸门，说什么白廷卿我知道你在里面，你有本事抢男人，怎么没本事开门啊，声音特别大，搞得邻居和巡逻的小区保安看着我的眼神都不对了。

这段日子我过的既平静又悠闲，师兄忙得不见人影，我姥爷也不回我的电话，这两个人就跟凭空消失了一样，问谁谁都不知道。

那些快递发去西泠印社的北京特产已经被签收了，不过是代签的。

据那位姓王的伙计说，他家老板刚从山东回来没过多久就转头跟着熟人去了秦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只说到时候让对方给我回电话，然后就再没了音信。

至于吴三省和那位张小哥，我更是没有消息。

前者是因为我怕惊扰到其他厉害的人物不敢放开了打听，后者则是根本打听不到。

只有那位身在北京的王胖子比较好找。

我跑了几次潘家园，最后真的给我找到了他的铺子，但我去了好几次他都不在，店也是关着的，电话当然也联系不通。

这下我彻底没了线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只能过一天算一天，想着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转机。

时间很快就到了八月中旬。

我们“北京放假大学”

对新生可不含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给那些准大一们组织一次所谓的“集中讲义”

，也就是上两周的特聘教师公开课，然后再安排他们军训。

这两项必备程序都占学分，谁缺席谁倒霉。

而集中讲义每个学院每年的内容都不太一样，取决于今年学校请到了哪些老师。

而负责接待这些老师、给他们当临时助教的就是校学生会的人。

——特指家在本地的那种。

于是我就被抓壮丁抓了过去。

分给我负责的那位老师是个历史大咖，姓张，名叫张麟升。

据说他常年待在国外为我国流失文物回归而奔走斡旋，这次是看在老校长的面子上特地回国给那些大一新生做一期古董鉴赏的，我不是学历史的听了都觉得热泪盈眶。

这位张教授是个随性的人，明明可以从国外直飞首都硬是不肯，在广州落地之后一路走走停停，说是要趁这个机会再好好欣赏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在讲义开始的前一天才坐上火车抵达了北京。

为此，学校特意安排了专车和专人——也就是我和另外一个中文系的女生——前去接待。

由我们负责把这位教授带到学校的宾馆里下榻，然后协助他做好半个月的讲义工作。

钱当然是有的，只不过不叫工资，叫补助。

火车到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同列车的人都快走光了那张教授才从里面晃出来。

——他看起来四十多岁的样子，个子比我矮一些，人很瘦，穿着一身深色的运动衣，脑袋不幸秃顶了，头顶中间的位置锃光瓦亮，一看就是一副很有学问的样子，见了我们第一句话就带着咏叹调，说感谢我们这么晚了还过来接他，等会儿要请我们吃饭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