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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议论，也通过大明发达的邸报系统，快速地向各地州县传播，一时间，各地的知县，知州，知府，布政使，各地边镇，纷纷注意上了这个五寨堡，五寨堡千户黄来福也成为了各人的话题中心。

不论是消息传到哪里，各人第一反应都是不可思议，各人纷纷通过自己地关系，或向五寨堡方向打听，或是派人前往五寨堡查看，一时间，五寨堡又迎来了新的一番考察潮。

这次不是五寨堡附近的民堡，附近的卫所，而是随着消息的先近传到，遍及了大明地各地。

而在五寨堡这个例子面前，关于天灾意味着减产，意味着天子失德的言论，一下子消失无踪，许多言官文臣们都自觉地闭上了嘴。

因为在五寨堡这个鲜明的榜样面前，他们所有地言语都站不住脚，一下子让万历帝轻松了许多，也让万历帝对五寨堡千户黄来福更为上心。

而关于五寨堡应该纳粮多少，也引起了各人地争论，争论的双方分为两派，一派是围绕着户部尚书王遴，一派是围绕着兵部尚书石星。

京城地言官们多支持户部尚书王遴。

而一些卫所边镇的军官们则是多支持兵部尚书石星。

两派各占各地理，谁也说服不了谁。

而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态度则是暧昧，两派中，也没表态支持谁。

九月十二日，京城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吸了一些人的注意，神宗遣内臣责问内阁：“屡有人疏请开矿，为何不见户部奏复？”

内阁大臣申时行回奏说：“天地生财本以资国家之用，况今国库无余财。

山泽无遗利，为权宜之计，开矿亦不失理财之策。

但开矿必当聚众，聚众必当防乱。

现今山西、河南之间，矿徒啸聚，势汹汹，欲闹事，廷臣正商议如何平息。

若官府开矿。

恐奸民乘机争利，隐患愈不可测。

且朝廷一切事务，关系大体，岂可不惜所费而为。

若开矿只为求利，必须事先计算工本，募工之费若干，防兵之费若干，开矿所得之利若干。

必见出少入多。

不为虚费，而后才可以斟酌开采。

切不可因为民间一时之私请。

朝廷便可议开。

户部之所以迟迟未回复陛下，原因一是为了防患，二是出于爱惜钱财，三是怕差官扰害地方军民，四是不愿意泄露国家目前窘急之状，使外夷更加轻视中国。”

听申时行这样说，万历帝只能作罢。

但事实上，从大明朝中叶一直到万历年间，不经官方的同意，民间商人和官员私自开矿者不计其数，如各地的铁矿，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外贸中铁器输出的增加，市场上所需铁器日益增长，刺激了许多人进山开矿，每到秋收之际，各个商人豪族，或是官员子弟，就纠集凶徒，百千成群，每山起炉，少则五六座，多则一二十座，每炉聚二三百人。

还有各地的金银矿，铜矿和铅矿等，也是各地豪强勾结势家，盗矿者不计其数，即使朝廷铸币，也仰仗民铜，嘉靖时铸币黄铜照例行户部买办，有时都因为铜价太高，得不偿费。

到了万历时，更是天下铜在民间为供具什器者，不知几千万亿，其产于各处名山者，豪姓大贾负贩以擅厚利，又不知几千万亿。

各地地矿产收入，都为奸商专擅。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在矿产的事上，各地官员已经和商人相互勾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即便是经过官府批准的矿产，偷税漏税现象也是到了明目张胆，猖獗已极的地步，而朝廷中央，能够从开矿中获得地利益少之有少，大量的巨额到流到那些私营矿主的腰包里去。

就是内阁首辅申时行的家奴宋九，也和各地地私营矿主们有诸多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后来申时行的倒台，也和家奴宋九有些关系。

整个九月中旬，京师的官员们都是为了五寨堡之事和关于开矿的事吵吵嚷嚷。

到了9月17日，当山西镇管粮主事张文保的加急奏折到了京城后，各人关于五寨堡的议论，就更是火热。

此时关于五寨堡地事，内阁已是没什么话说了，对黄来福的嘉奖表彰已是铁板钉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