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随口编的。”

听见我自说自话，虞百禁举起双手以示无辜，“我也猜不出那张照片里有谁。

会有你吗？”

“不可能。”

唯独这点我能一口否决，“我从不和雇主合影。

保密协议上也有相应条款，视频和一次性成像都不允许拍摄。”

是为避免在后续和雇主解除雇佣关系之后，旁人基于这些遗留的影像资料，对双方的关系产生不必要的猜测和误解，给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们招来麻烦。

“出国前我就和容晚晴申明过这一点，我不拍照。”

隔着刷了白漆的木头廊柱，我瞟了眼虞百禁，“想来你也没有和刺杀对象合影的恶趣味吧。”

“……”

“等等，你该不会真有？！”

“没有——”

他失笑，笑我的多疑、无度的敏感和荒诞不经的臆想，“我倒是有同行热衷于给尸体拍照留念，或是收集死者身上某个物件，当作战利品。

但我后来想想，活的还是比死的好。”

他看定我，像在寻求认同一般，一字一句重复。

“活着的比死了的好。”

我莫名的汗毛倒竖。

“即便被偷拍，我是说假设，你我都有松懈和不备的时候，不知情的被人抓拍下来，那三个人同时被拍进一张照片里的概率也微乎其微。”

他朝我伸出三根手指，又收起两根，剩下一根食指，指腹由于频繁扣动狙击枪的扳机磨出一层薄茧，点触我的眉心，语气是令人火大的轻描淡写。

“这下除我俩之外，她的亲信们都有嫌疑了。”

“那不就又绕回原点了吗？”

我彻底被惹毛了，烦躁地捋着前额的乱发。

不对。

说不定我们一开始就弄错了。

那张照片拍摄了谁，或许根本就和此事无关。

照片，夹在最常用的笔记本里，放在触手可及的床头，紧要时刻最易拿取；也许它压根儿就不是“证据”

，而是“工具”

，用来承载文字信息、想撕成几片就撕成几片的纸，和照片中的人物没有半点关联——要这样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