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米兰·昆德拉《笑忘录》

唐蘅二十九岁的时候，己经鲜少梦到李月驰了。

那些事情成为上辈子的记忆，被澳门强烈而燥热的阳光晒着，如薄薄的一片冰，很快就融化掉了。

前几年他曾有一次去贵州的机会—一代替犯哮喘住院的王山老师到铜仁出差。

他原本已经决定要去，临行前却接到某所大学的邮件，邀请他到香港参加年度社会学论坛。

铜仁之行的带队人徐主任得知此事，大手一挥道：“那你还是去香港吧！

我找梁楠跟我们去！”

“嗯，”

唐蘅顿了一秒钟说，“那就好。”

不用去贵州了，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其实也不必如此紧张，唐蘅自嘲地想，谁知道李月驰出狱后会去哪儿呢？去年学校附近的酒店装修，工人全都是内地来的。

他们清晨到澳门，傍晚回珠海，所以每天傍晚从学校去拱北口岸的巴士上总是挤满了学生和工人，汗味儿混合着巴士特有的汽油味儿，令人几欲作呕。

唐蘅不喜欢在傍晚时出门，因为他讨厌夕阳，当然他也不喜欢坐巴士，因为他晕车。

但那天实在是事出紧急，如果他没记错，是徐主任邀请来澳门开会的某位老先生高铁晚点，而徐主任了，又有事走不开，临时拜托唐衡去珠海高铁站接人。

那天他贴了晕车贴，坐在巴士的最后一排。

即便如此，当巴士行至排角银河站，工人们争先恐后地拥了进来，汗味儿、汽油味儿、巴士座椅淡淡的皮革味儿，还有不知哪个学生的香水味儿，这几种味道混合在一起，令唐蘅开始反胃。

巴士驶上澳大桥，夕阳沉沉，悬于苍黄的海面。

几缕余晖透地过玻璃，映在唐蘅紧闭的眼皮上。

车厢里充斥着工人们的广东话，来澳门几年了，唐蘅还是听不懂。

唐蘅睁开眼，打算再含一颗薄荷糖。

当他的手伸进衣兜，忽然顿住，没有动作了。

仿佛有人在他混沌的脑袋上狠敲了一棍。

他看见—一是他看错了吗？不，他不会看错。

那个人，那个人绝对是李月驰！

李月驰站在车厢后门的位置，穿着和那些工人相同的灰色工作服，耳朵上戴了只耳机。

他垂着眼，像是在专注地听歌，也像是有些疲倦，一缕余晖给他的侧脸镶上金边，他的鼻梁还是那样挺直，下颌的弧线却更分明了，他瘦了。

在那十几秒钟里，唐衡简直不敢呼吸。

为什么？

为什么李月驰会来澳门做劳工？

他虽然入过狱，但好歹有重点大学的本科毕业证。

唐衡想过，他出狱后或许能去私企做个普通文员，也可以做家教。

他为什么会来澳门？

难道，难道是——

某个念头浮上心间，唐蘅狠狠地攥住兜里的薄荷糖，因太用力了，糖丸在他手心裂成了两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