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着担架的人过来了，深深弯着腰，像是跑在战壕之间的无人区里。

两人被抬上救护车，路灯在窗外飞快地移动，互相融合，变成一条长长的光带，远离枪声，远离东柏林。

护士弯腰对莱纳说了什么，他什么都听不清楚，耳朵里嗡嗡作响。

护士拿出一个小电筒，照了照他的眼睛，挪到旁边，也对安德烈做了同样的检查。

莱纳摸到安德烈的手，皮肤又冷又粘，他用剩下的力气攥紧安德烈的手，直到护士过来，把什么东西放到他脸上。

灯光在他眼前消失了，不是突然熄灭的，而是缓缓退去，一切变黑。

就像老电影的结尾，只是没有音乐。

作者有话说：

[5]KampfgruppenderArbeiterklasse，真实存在的东德paramilitary组织，1952年成立，1990年解散。

1961年参与了柏林围墙的建造。

第三十二章Epilogue

所以，我就是这样到达西柏林的，在一辆救护车上。

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也不想告诉他们，怕他们遣返我。

这是一种无效的挣扎，霍恩斯比知道我是谁。

他到西柏林来看我的时候，墙已经真真切切地建起来了，四十多公里的边界，起先是铁丝网丶警告牌和栏杆，有不少可以跨越的缺口。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砖墙砌起来了，加高，然后再加高，布下地雷，还有防止汽车冲关的Z形通道。

我始终不知道安德烈最后说了什么，他没有再醒过来。

弹片割开了大动脉，医生抢救了一个小时多一点，在凌晨一点前后宣布死亡。

葬礼在布里斯托举行，官方说辞是「滑雪事故」，为了预防家属要求验尸，很快就火化了。

他的名字是卡尔·梅森，我是十几年之后才知道的，那时候我在档案里挖掘安德烈的蛛丝马迹，试着把他的人生拼凑出来。

卡尔·梅森，听起来那么普通，就像你的好脾气邻居。

我还是喜欢称呼他安德烈，我们第一次在柏林见面的时候，这是他给我的名字。

至于伦敦，我偶尔会去，但我不住在那里。

1962年，我搬到苏黎世，在那里为西德联邦情报处招募线人，主要是往来欧洲和中东的商人。

在那里，我的名字是「安德烈」，这是一个我能演好的角色。

一个纪念碑，只有我一个人会去祭扫。

我所有的面具都来源于第一个，来源于「麻雀」咖啡店里的陌生人。

伯恩斯坦太太目前在柏林独居，她的女儿在美国工作，是个建筑师。

儿子在商场推销家用电器，我想。

我不确定，我最后一次见他们是在1978年。

对了，我不知道你刚才有没有反应过来，安德烈·奥尔洛夫的儿子，就是菲利克·奥尔洛夫，代号「信风」，军情六处的双面间谍。

小奥尔洛夫一度是克格勃的伦敦情报站站长，出卖了整个英国谍报网。

莫斯科一直到墙倒下的那一年才发现他的秘密勾当。

你可以说这是个巨大的笑话，我称之为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