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逃向公寓大门，慌乱之中试了好几次才找准锁孔。

他穿过昏暗的门厅，跑上楼梯，门房的住处亮起了灯，朝向门厅的窗格打开了，老人的声音沿着楼梯井颤颤巍巍地传上来，「沃格尔先生？是您吗？」

莱纳没有回答，用力摔上门。

——

莱纳最终还是向科里亚报告了这件事。

这是报复吗？人们可能这么想，但我不这么认为。

莱纳并不恨安德烈，至少不是以「传统」的方式去恨他。

我们不能忘记这是只笼养的小鸟，需要时刻记住是哪只手在喂他饲料，更别提同一只手还握着鞭子。

莱纳次日一早就往玻璃工艺品店打了电话，详细讲了安德烈的行踪，化名，酒店房间号码，完全略去河边的对峙和录音的部分。

科里亚似乎并不知道「金色鹈鹕」里的事，也许是装的，又或者大鹈鹕当晚收了别人的钱。

克格勃很快就行动了，早上十点刚过，一个乔装成清洁工的波兰女人敲响了「卡尔·费尔森」先生下榻的客房，她抱着一叠洗好烘干的蓬松毛巾，毛巾下面藏着一把半自动手枪。

敲门三次得不到应答之后，伪装的清洁女工从围裙里掏出皮质工具包，撬了锁。

窗户开着，这是她留意到的第一件事，窗帘在早晨清冽的冷风里飘动。

床单整整齐齐，没有睡过的痕迹，床底下也没有东西。

她放下毛巾，依次检查了衣柜丶床头柜和浴室，什么都没有发现。

床头柜有挪动过的痕迹，她摸了摸背面，手指触到了一小截黏糊糊的胶带。

她撕掉胶带，没有多想。

牧羊人就像来时一样迅速地走了。

不难推断他已经在飞往伦敦的途中，很可能又换了一本护照。

再过几个小时，录音带就会安全送到军情六处，由苏联司辛劳的姑娘们转录和校对，打出一份整齐的文本。

这些文本接下来会被撕成小片，像面包屑一样喂给相关的使领馆或者情报站。

往后一年里，将会有好几个外交官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被召回，每一次调动之间都相隔三四个月。

不能一下子堵住克格勃所有的耳朵，必须让他们慢慢丶慢慢地变聋，把责任归咎给坏运气，而不是军情六处。

霍恩斯比委婉地拒绝了安德烈的要求，行动处处长一次都没有说「不」，然而每次当安德烈提起麻雀，他都让下属「给我几天时间」，「略微等一等」，「不是不可能，只是需要合适的时机」，「要是下个月局势稳定，说不定有机会」。

可那是1961年，柏林的「局势」只有糟糕和更糟。

不管人们刚开始对年轻的甘乃迪总统抱有什么期望，现在看来他就和前任一样，对柏林危机束手无策，甚至——一些报纸尖锐地指出——加速了失控。

东柏林像一只正在流血的动物，一边哀嚎，一边撕扯伤口，于是流失更多的血。

什么人都在往西边逃，以前是医生丶工程师丶作家和律师，现在是理发师丶二手书商人丶售货员和六十多岁的老夫妇。

一度传出了军队正在囤积建筑物料的流言，一堵墙要建起来了！

人们惶恐地低语，分割东西柏林的墙！

党书记乌布利希不得不用他那怪异的尖细声音[3]澄清：没有这回事，「没有人想建一堵墙」。

如果说这句话有什么效果的话，那就是让人更害怕了。

到了六月，维也纳峰会前夕，我们一度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要来了。

我这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已经永久被战争改变了，停火十六年，我还依旧觉得战争随时会重新开始，汉斯又该抓起他的国防军制服，戍守毫无意义的炮台。

有时候我甚至希望最坏情况快点发生，你明白吗？要是你花了很长时间惧怕某种东西，到最后你会祈祷它赶紧到来，一次过结束这种令人痛苦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