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群是个不祥的比喻，只有坐办公室的蠢货才会想出这种代号。

安德烈粗略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坐办公室的」，和「在外面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前者制造的，后者被迫帮他们擦屁股。

发现尸体之后的第四十七小时，坐在宽街54号五楼隔音室不甚舒适的木椅子上，安德烈心里转着的也是这个念头，像一小片茶叶，漂浮在缓慢升高的液态焦虑里。

坐办公室的家伙都不知道羊群最终的命运是什么吗？

「他死了吗？」

提问的是美国人，安德烈没有看他，转而审视上司的脸。

特别行动处处长西奥多·霍恩斯比是个说话轻声细气的伦敦人，四十七岁，鬓角灰白，戴着款式老旧的玳瑁边眼镜，看上去更像个逆来顺受的数学老师，缺乏任何能让人联想到「间谍」的特徵。

霍恩斯比参加过两次大战，1940年被选入新鲜创立的特别行动局[1]，多次带队空降到法国和比利时执行爆破任务。

就是这只老鸟把安德烈招募进来的，他是为数不多能管束住安德烈的人，主要因为霍恩斯比在加入办公室之前，也曾经是个「在外面的人」。

接近午夜了，霍恩斯比的领带依然没有松开的迹象。

旁边的美国人早就脱了外套，丢在会议桌上，袖子挽到手肘。

中情局来的野蛮人，呼吸里带着浓烈的菸草味，他抽卷菸，门牙和右手手指被染黄了。

「所以？他死了吗？」美国人又问了一次。

安德烈的目光转向美国人，侧了侧头：「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怎样的，但在我们这边，被子弹打烂脑袋一般会导致死亡，麦卡伦先生。

」

「确定不是抢劫？或者其他意外？」

「钱包还在。

中了两枪，先是脖子，再到后脑勺，确保他死得透彻。

看起来像斯塔西的手法，而且他们就是想让我们看出来。

」

「那些狗娘养的是怎么知道的？」

「我暂时没法回答这个问题，麦卡伦先生。

」

「那你整天在柏林捣鼓什么呢？」

安德烈冲他微笑，略微抬起下巴，像条准备攻击的蛇，「要是中情局也有人在柏林，不就知道了吗？」

霍恩斯比原本在琢磨手里的铅笔，现在抬起头来，冲安德烈皱起眉头，每当他觉得安德烈需要管教的时候就会这样皱眉。

美国人看起来不高兴了，因为他和安德烈都清楚中情局在东柏林没有可靠的线人，至今不得不倚靠六处的人脉。

表面上中情局和军情六处平起平坐，但这种「特殊关系」正在逐渐变质，旧世界早已破产，新大陆则是有钱的表弟。

「先想想怎么补救。

」霍恩斯比一整晚只说了五句话，这是第五句，「有没有『相关人士』需要打发？父母？妻子？情人？」

「父母去世了，有个弟弟，不怎么来往，应该不是问题。

」

「我们还有别的信息来源可以替换吗？」

「这可不是换轮胎，一个坏了就拿个新的上去。

我需要从零开始物色新的『羊羔』，不知道要花多久。

」

「『不知道要多久』。

」美国人嘲讽地重复了一遍，安德烈假装听不见。

没有人再说话，寂静缓慢膨胀，顶着隔音室的四面厚重墙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