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缙是翰林学士，也就是翰林院的首领官，掌管着制诰、史册、文翰以及考议制度和详正文书，皇上的心思他最清楚，皇上的这些话大多也对他讲过，有的还不止一次，他是否向道衍、刘季箎等另外两位总裁官及时转达了，永乐不清楚。

所以，说完话，永乐瞥了一眼解缙。

“禀皇上，”

正五品的翰林院堂官解缙赶忙接过了皇帝投来的在别人或许不大注意的逼人的一瞥，同时又在接过的瞬间把它转给了旁边的刘季箎，“臣已和刘侍郎及多位副总裁讲过圣上的‘不厌浩繁’之意，但在具体事例的把握上还是有伯仲叔季的难以遴选之窘。”

皇上的目光过来了，五十岁出头的刘季箎坚定地点点头，不但对解缙的以邻为壑不以为然，还一副成竹在胸的坦然。

他说：“诚如大绅所言，多日来臣在反复斟酌皇上的‘不厌浩繁’之意，为此，下功夫考证了历代以来的类书。”

知天命的年纪做了堂堂的正三品侍郎，国家大员，按说官位不低了，但和当下六部的各位堂官相比，他这个侍郎比人家大了整整十岁，他就没有那个尚书之才吗？还真不是，因而，他的满心满腹都有些自愧而又过于自重的意味。

抽到文渊阁来修大类书，颇对了他的好文的心思，尤其是能更多地接近皇上了，更能在类书的编纂中展示自己的真知灼见。

所以，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兴，时刻准备着，接受皇上、接受道衍的任何询问。

“据臣考，开先河的类书当属汉代的《尔雅》，虽以释词之义为主，也有了类书的意思，其后历代都有类书修纂，只是亦步亦趋，如法炮制。

南朝梁代有《皇览》《类聚》，唐时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宋以来修纂类书，以《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几种最为有名。

不过，臣倒以为唐高祖下诏、欧阳询主编的《艺文类聚》最具参考价值，全书约百余万言，引用古籍一千四百余种，分四十六部，每部有子目七百二十七个。

分类按目编次，用诗、赋、赞、箴等字标明文体类别。

故事在前，出处在后，所引诗文，都标注了时代。

在辑存文献的方法上，把‘事’与‘文’两线并一，变更了以往类书的常规体制，大量保存了自汉至隋的词章名篇，不失为颇有见地的大家之言。

皇上所谓‘不厌浩繁’，臣等几人议论，是否正要在此发扬光大。”

这个脾气耿直、外拙而内精的瘦高老头自任职刑部以来就没有过一天安心踏实的日子。

凡事较真，一丝不苟，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一个案子，不辩出个是非曲直就别想结案。

一个小吏自己亏了大把的官钱却诬陷了上千人，被他辩白得体无完肤，乖乖认罪；一个人偷邻居的刀杀了人，邻居反被屈打成招，也被他妙法识破，抓住了凶手。

几年下来，冤假错案虽平抑了不少，而他的思虑几过于精密细微，五十多岁的人，头发大多已花白了。

最为糟心的就是处理建文诸臣大案，他实在是不愿亏心，不愿无罪而刑人，这让他的头发白得更快了。

眼不见、心不烦，经解缙推荐，他总算是暂时离开了那个颇费心思的差事，和一班文臣儒士奉旨编修类书，干起自己喜欢的事来，他怎能不由衷地兴奋呢！

听着刘季篪的侃侃而谈，引章据典，永乐也来了兴致，看看道衍，道衍不作声，像是对刘季箎所言的默许。

永乐遂清了清嗓子，说道：“朕已反复说过，所谓不厌浩繁，即不论何家之言，与时论相悖与否，有否犯忌，就所收书籍全部录入，朕再补充一点，一字一句不得删改！

至于词章名篇的编写，如刘季篪所言，尽可以参照《艺文类聚》。”

一字一句不得删改！

永乐补充的这一点，成就了后来《永乐大典》学术和篇章的恢宏，较之清人《四库全书》的删删减减，它更像是文人的着作。

没了忌讳，就没了框框，就没了紧箍咒，中华浩如烟海的文库中许多珍贵的佚文秘典和后世失传的书籍均得以完整真实地保留下来。

仅这一点，作为一代圣主的永乐就功不可没，而他与生俱来的学术精神更应垂之千古，受人景仰。

“至于体例，”

永乐说，“朕也讲过，就以洪武八年宋濂等几位老先生所编《洪武正韵》为依据，以韵统字，用字系事。

每个韵目下为单字，每个单字下分列与之相关的名物、事件，但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以至日、月、星、雨、风、云、霜、露、山海、江河、奇闻异见、词章逸事等都随字收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