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

乐府几经演变到如今，又形成了一种新形式的文学载体，那便词。

其早可以上追溯到春秋，从《诗经》之中找到它他的影子。

而魏晋乐府身上，也几乎能看到它的痕迹。

可是论及真正的词而言，当首推梁武帝的《江南弄》和《上韵乐》，其中句法、韵味已然十分接近当今之词。”

樊若水目瞪口呆的看着柴宗训，他原以为柴宗训能作出一首还过得去的诗就算不错了。

当听闻柴宗训弃诗而欲作词的时候，只觉得他是大言不惭，甚至已经作好了看这个大周太子笑话的准备。

可是听过柴宗训这般对词的理解，更是将词的起源和来历表达得十分清楚，心中不禁打起鼓来，毕竟柴宗训先前给他的惊喜太多了。

毕竟！

作词不比作诗，作诗讲究平仄韵律和对仗工整就行了。

而作词除此之外，还讲究精致凝炼、细腻华美，而根据字数不同分为小令、中调、长调，而具体表达形式亦有长句短句之分。

所以！

词是集抑扬顿挫的音乐美和错综复杂的韵律美以及参杂长短句的句法在其中，抒发不同感情的一种文学载体。

这样一种新兴的载体，虽然南北朝之后又经隋唐不断发展，逐渐为人们接受。

但却是因为其要求过多，也颇为严格，反而有些曲高和寡。

但看盛唐之中，唐诗盛行，皆因其既有李商隐这般隐晦迷离和哀怨缠绵的此中圣手；亦有浪漫奔放大气磅薄的李白；还有金戈铁马，长河落日的高适、岑参；更有平易近人，通俗易懂的白居易。

正是因为唐诗能够做到雅俗共赏，不论文人雅士还是下里巴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部份，所以才会如此兴盛。

而词则不同，似乎论及渊源它并不比唐诗晚多少，但因为其方兴未艾，更是让人觉得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这也是樊若水认为柴宗训不能驾驭词的真正固原因所在，别说是柴宗训，便是自认为文学天份太高的李煜，此时的他也只在诗之上做文章，并没有冒然在词之上大做文章，由此可见填词之难。

当然！

这并不是说这个时候的李煜不会填词或不敢填词，只是在李煜看来，现在的他还不能完全驾驭住词，或是认为他所作之词还拿不出手，登不得大雅之堂。

若非如此，今日出再在大周朝堂之上就不会是李煜之诗，而是李煜之词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柴宗训一人身上，都在期待着这个引以为傲的大周太子会带给众人如何的惊喜。

樊若水也不例外，或者唯一的例外的就是他紧盯着柴宗训的脚步，因为他记得先前和柴宗训的“七步之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