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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准备怎么做？”

我的朋友、律师保尔-冯塔纳博士问。

现在是同一天的十七点。

冯塔纳的狭长、光滑的脸跟平时一样，一点也不透露出他的内心活动。

他用一只手捋捋朝后梳的、像铁丝似的棕色头发。

我把我跟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一切经过都讲给他听了。

“我飞回戛纳，”

我说“明天就回去。

一旦我拿到了环球保险公司的书面通知。”

他注视我良久。

“什么事？”

“罗伯特，”

他说“正如博歇特所估计的，法庭拒绝了咱们的离婚申请。

自然而然。

我当时就担心过。

你真是可怜。”

“噢，不。”

我说。

“噢，是的，”

他说“你现在只拿到你的工资的一部分。

你有病，这是你自己讲的。

未来将带给你的是不妙。

作为一个人我理解你，但作为律师我不得不谴责你，你不听我的建议还让汇钱给你的妻子你别这么看着我，我跟她的律师通过电话，他告诉我的。”

“此事到此为止了。”

我说。

他摇摇头。

“不，并未到此为止！

你做了一种本该由法庭做的类似自我评估的行为。

你要是还记得的话，我曾想将你妻子赶上法庭。

现在你主动给她一千五，支付房租和保险。

由于你的收入下降了，我将试着向法庭要求让你付得少于你至今主动付的。

但愿我能成。

我已经说过，你做了一种自我评估。

它对你妻子不想离婚的影响不是不重要。”

他剔着烟斗“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迫切建议这么做，罗伯特？”

“因为迷信。

她也赞成。”

“她？原来如此。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