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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斯东-迪尔曼说：“发生的一切都有其非常特殊的意义。

要我们认出这一意义常常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就陷入愤怒或沮丧——就像你们现在这样，我的先生们。

你们不可以这样。

我来这里不是用廉价的话安慰你们或者让你们失望。

我得到的任务是随时都有可能带给我自己沮丧和愤怒的。

但我必须完成我的任务，因为它也有其特定的意义。

我想象，一本书里的每一张纸都有两面，也包括生活这本书。

它的一面由我们人类写满目标、信心、希冀、愿望和打算；而那张纸的另一面却由命运在写，是隐藏在一切背后的那个意义在写。

这个意义所安排的很少是我们的近目标，但它始终是正义的远目标。”

他轻轻地摸摸金黄色的头发。

他高大、强壮，衣着高雅挺括，像名外衣官（他也确实是一名外交官）。

他有一张红润的、无比善良的圆脸。

他的眼睛和善客气，戴着一副眼镜。

加斯东-迪尔曼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高级官员。

他是带着特定的使命被派到戛纳来的，现在正向我们公布这一使命。

我们围坐在警察局会议室的一张大桌子周围。

我们是指警察局长、拉克洛斯、鲁瑟尔、戛纳警察局的五六名负责人、缉税官克斯勒和我。

加斯东-迪尔曼轻咳一声，补充说：“尽管有时让我们觉得不是这么回事，但是，这个遥远的目标终将实现。

正义最终总会胜利。”

矮小的路易-拉克洛斯声音中带着极大的苦涩说：“您最终胜利，迪尔曼先生。

什么时候？百年之后？千年之后？您说，这要很长时间，是一个长远目标。

到那时胜利的是谁？不公正？先生，我憎恶不公正。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里发生着不公正，发生了犯罪，而且肯定还会发生。

如果我经历不到，如果在我的有生之年不公正的胜利和罪行得不到惩罚，那正义的遥远胜利对我又有什么用？当我就职时，我起过誓，要尽全力追究不公正。

我应该忘记我的誓言吗？因为巴黎的大人们跟其它什么地方的大人们商谈过，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它就无效了吗？”

加斯东-迪尔曼平静地说：“我对你们讲过，我的先生们，我是怀着什么样的感情接受我的任务的。

我很理解您，拉克洛斯先生。

我可以向您保证：那些派我来的人不是轻易采取行动的。

如果对手力量强大，想战胜它，就需要很大的才智。”

这是一九七二年六月九日十点刚过，一个星期五。

加斯东-迪尔曼是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一大早抵达戛纳的，下榻在“卡尔顿”

酒店。

昨天就通知了他要来。

因此我们大家都知道，加斯东-迪尔曼想今天九点三十分在局办公室里讲话。

他以他的客气、平静和坚定的方式解释了他的使命是什么：国际最高层在商谈过此案后认为，戛纳发生的事件、游艇的爆炸、人们的死以及随后的罪行，虽然要想尽一切办法侦破，但是对外界要尽量绝对保密，尽可能地保护和小心对待那群跟赫尔曼相熟的金融巨头们，必须想办法这么做。

如果公开抨击这些人，就存在着刺激某些人作出轻率举动的危险。

一旦这群人中有一个成员一时冲动，进行报复，就会引起雪崩效应。

我们在此要对付的跨国公司势力强大，轻率的行为将会引起世界范围的不安，尤其是如果公共舆论获悉了那庞大的外汇转移和金融操作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