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说：“没有特别的事，我们是不会主动给家属打电话的。

我们也不知道他跟他儿子有没有联系，不过后来外国的包裹是没有寄来了。

我记得，是2020年开始的吧，杨建华说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国际快递停了。

我们本来也没指望着那点东西，他这么说，没有就没有咯。

不过后来疫情结束以后，也没有国际快递寄来过了。”

可怜的老杨，那个令他骄傲的儿子该不会在十几年前那场席卷全球的疫情里面丧生了吧。

秦嘉守也听得脸上都是同情，说：“不管怎么样，先把住院办了。”

社工大概看他年纪轻，问：“……那你的意思，你来给他垫钱？”

他把目光调转向我，问我，“他能做主吗？”

我点点头：“能，很能。”

我们先进去急诊室看了一眼老杨。

他还穿着上次a大让我们去火车站接人时发的文化衫，躺在病床上，眼皮松弛地耷拉着，也没完全闭上，露着小半截无神的眼珠子。

秦嘉守这小半辈子，估计很少跟公立医院打交道，要怎么办入院手续也是一头雾水。

幸好我坚持要一起跟来，不然他一个人，要多跑许多冤枉路。

我先去找了急诊的接诊医生，他告诉我已经给老杨挂上了降颅压的吊针，理想的话今天晚上就能醒转过来；还跟我说赶紧先去住院中心登记排号，最近神内科病房紧张，等有人出院腾出床位，我们才能从急救中心转去住院部。

我请社工暂时先在急诊室里照看一下老杨，并问他有没有给老杨带上身份证。

“有。”

社工从放在老杨脚后的包里掏出一个蓝色的拉链帆布袋，递给我说，“身份证、社保卡、病历本，都在里面了。”

这是一个老年人中最常见的就诊包，尽管社保卡和病历都电子化了，他们还是相信实体卡片、实体病历本带给他们的安全感。

我打开确认了一下，在病历本的扉页夹层里找到了身份证和社保卡。

袋子里还有些零散的检查单、发药单，以及一支老旧的钢笔。

我看见那支笔的第一眼，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貌似跟我百宝箱中的那支钢笔很像？

为了看得清楚一点，我把这支笔从袋子底下拿了出来，用手指捏着，在亮处仔细观察。

秦嘉守凑过来问：“怎么了，你在看什么？”

我把钢笔摊在手掌上，示意给他看：“给你看个几十年前的爆款。

我家里也有这样的一支钢笔，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我的那支是暗红色的笔身，这支是黑色的。”

他很纳闷地看着这款外观平平无奇的笔：“这支笔哪里特别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