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利分析得很对：报告7月1日周五早晨从机要报走，8月5日周三下午，孙健就按尚济民要求，把领导批示复印件给了陶砚瓦。

总理的批示只有五个字：“要充分论证。”

时间是8月日；

分管副总理的批示是“支持积极推进项目建设。

对项目的功能定位、建设内容、规模以及建成后的运营管理等，请商发改委等部门认真论证，按程序推进。”

时间是8月日。

陶砚瓦看完两位领导批示，想象他们或许是在北戴河之晨，于海边散步之后，对着窗外的波涛而作此批示；又或者是在酷热难挨的下午，他们午睡之后，先下海搏击海浪，老夫聊发少年狂，抖擞一下精神，释放一点力量，然后再返回案头，凝神处理公文。

于国事纷繁中，他们依然惦记着这座小楼。

他们看到“国学”

了吗？他们认可国学了吗？似乎还没有明晰答案。

但他们的批示显示出积极推动的鼓励和肯定。

陶砚瓦反复琢磨几遍，感到看似领导随意一批，实际反映出领导的高度政治素养和人文素养，反映出一个大国最高行政权力机关的最高首长之政策水平。

他们都是提出要求，总理的要求简单明了，切中要害；副总理的要求更为明确具体，但也完全符合其身份。

他们都没批同意二字，实际也没必要批同意二字，却比批同意二字更有力量。

遵照尚济民指示，陶砚瓦也把两位领导批示送给岳顺祥一份。

岳顺祥看了批示就问：“济民同志现在在吗？”

陶砚瓦说：“应该在。”

岳顺祥说：“我过去找他，既然总理、副总理有了明确态度，建议他以个人名义给北京市两位党政领导写封信，我在下面做做工作，也请他们表个态，就好办了。”

陶砚瓦也对岳顺祥心生敬意。

想想也是，北京市虽然行政上是“省级”

，但市委书记是政治局委员，相当于副国级。

如果只把国务院领导的批示转给北京市，不妥；如果正式行文给北京市党政主要领导，也不便。

他想的这个由尚济民以个人名义写信的方式，却非常合适，既可以办成事，又比较合乎情理，也不至于产生什么不良后果。

建设一个大项目，而且是由国家机关来建设，用国家资金来建设，如果不由国家级人才来操盘，那岂不怪哉？

岳顺祥很快就从尚济民那里回来了。

他直接来到陶砚瓦的办公室。

陶砚瓦一见赶紧站起来让坐沏水。

岳顺祥说：济民同志讲了，目前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落实总理、副总理的指示，认真论证。

首先是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一个是走访当今国学大师、文化名人；二是分别开几个座谈会；三是集中走访北京或外地的国家级文化设施；四是赶紧联系具备资质和丰富经验的项目咨询公司，尽早参与，抓紧起草《项目建议书》。

陶砚瓦赶紧找笔一一记下。

岳顺祥又说，你这个筹建办主任不能是光杆司令，该找机关要人就要人。

实在不行我就从市里借几个人来。

陶砚瓦说，机关的人都是有编制的公务员，一个萝卜一个坑，我有事临时喊他们帮帮忙还行，现在项目的前景不明朗，除了我这样没有想法的人肯过来干，估计年轻同志会有顾虑。

岳顺祥说，你说的我也想到了。

我还是跟济民同志讲讲，从北京市借人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