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0月24日，星期二，我正手忙脚乱地准备赶去上课，一边试图咽下当作早餐的那片凉披萨，这时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一口冷咖啡将披萨冲了下去，我极不情愿地拿起听筒，同时费劲地穿着外套。

“喂？”

我心里还有些许希望是詹妮弗打来的，尽管我知道不可能是她。

“皮特？”

是爸爸的声音，但他听起来好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似的。

“早啊，爸。”

我在桌上的文件里翻找着钥匙。

爸爸很少给我打电话。

“怎么了？”

“早上好，儿子。”

他似乎在艰难地说着这句例行的问候语。

“你现在有空吗？”

“不太有空啊。”

我看看杂物抽屉，又翻翻用来放各种东西唯独不放餐具的橱柜。

“我上课都要迟到了。

是有重要的事吗，还是我可以晚点再给你回电话？”

“你午饭时间有空吗？”

爸爸问道，他的声音里透着一种少见的哀求意味，“或许你可以过来一下？你妈妈在做千层面呢。

我们真的得和你谈谈。”

我完全不知道爸爸妈妈要和我谈什么，而且还等不到我下次去用他们的洗衣机和烘干机的时候再说。

不过，一想到能吃到除了麦当劳或者披萨之外的东西，那感觉就像天赐美食一样。

“行啊。

不过能定在12点30分左右吗？我打算11点左右去游泳呢。”

“当然可以。”

我几乎能从他的声音里听出如释重负的感觉。

“到时候见，爸。”

我把听筒放回电话座上，然后在我那小小的公寓里疯狂地回溯刚才走过的地方，试图找到不知跑哪儿去了的钥匙串。

几分钟后，当我发现钥匙就藏在我正穿着的外套口袋里时，我暗骂自己是个糊涂蛋。

我赶上了上课，但根本没心思听助教在那没完没了地讲些什么。

满脑子都是比1935年《社会保障法》重要得多的事，我在笔记本上乱画着，爸爸妈妈，思绪飘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两个人身上。

爸爸妈妈就是一切的缘由。

我爱妈妈，我想我也爱爸爸，正是这份爱让我住在这破烂的地方。

也是因为这份爱，我试图和他们分开，想靠自己去闯出一片天地。

所以我才开着那辆只有三个气缸还每月要烧两升机油的1961年款庞蒂亚克暴风雨汽车。

也正因如此，我拒绝了妈妈的帮助，虽然我很感激她的好意，但他们自己也没什么钱呀。

我的这份爱让我很难回家，尤其是妈妈在家的时候。

我的父母是任何人都会梦寐以求的那种父母。

他们充满爱意、善良，各方面都很支持我。

在成长过程中，我确实有些朋友比我有更多的玩具，穿更好的衣服，住更大的房子，但我从小就知道，我拥有的远比那些更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