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3月。

这个冬天格外温暖潮湿。

受了暖湿天气的欺骗，愚蠢的春花早早地探出头，却又在第二天到来的寒流中冻死。

反复无常的天气，让本就阴郁的伦敦街头，平添了一分腐败和萧瑟。

遭殃的不仅仅是花朵。

每当降雪时，整个伦敦仿佛都病倒了。

雪花还没来得及飘落到地面，就融化了一半，变成湿漉漉的雪团，与泥土和马粪混杂在一起，形成肮脏的褐色泥浆。

与其说是雪，不如说是从天上倾倒下来的垃圾。

这让清洁工们的工作量成倍增加，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从天还没亮就开始工作，一直到深夜才能回家。

老天爷一定是保守党党员，因为他颁布了一项新的“红旗法案”

。

因为害怕马匹在结冰的路面上摔倒，马车夫们不敢加快速度，而汽车又被堵在后面，动弹不得。

菲勒蒙不得不比平时早出门半个小时，才能勉强赶上上课时间。

他的拐杖总是湿漉漉的，这让他心情烦躁。

更糟糕的是，早上出门时穿的厚外套，到了中午就成了累赘，只能夹在胳膊下。

一位法国讽刺画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令人不快的文章，嘲笑伦敦人不懂得如何穿外套，只会像拎包一样炫耀。

这篇文章发表后，伦敦的反法情绪更加高涨。

为了反击巴黎，各大报社纷纷刊登文章，嘲笑埃菲尔铁塔的设计。

就在这样一个阴雨绵绵、万物都湿漉漉的冬天，菲勒蒙迎来了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嗒。

菲勒蒙放下钢笔，仔细地阅读着自己刚刚写下的句子：“将红色射线命名为‘玛丽线’，绿色射线命名为‘皮埃尔线’。”

这已经是最后一行了，这本耗费了他近一年时间的，玛丽·居里的笔记翻译工作，终于完成了。

然而，菲勒蒙却没有感到一丝轻松。

“将红色射线命名为‘玛丽线’，绿色射线命名为‘皮埃尔线’……”

他低声重复着这句话，语气低沉。

翻译完成之前，他还能抱有一丝希望，但现在，他不得不面对现实。

玛丽·居里并没有在笔记中记录任何关于她自己的事情。

这本日记更像是一本学术着作，她将所有的情感都隐藏了起来，或许只有这样，她才能保持理智。

也正因为如此，她在最后，流露出了难得一见的柔情。

菲勒蒙无法想象，她在为两种射线命名时，心中是怎样的心情。

或许，只有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吧。

这也是他决定将这本日记交给皮埃尔·居里的原因。

但在此之前，他决定先将这本日记抄写一份，送到弗兰克学会保存。

虽然他无法理解玛丽·居里的学术成就，但他不能辜负她用生命换来的研究成果。

至少，在学会里，还有一个人能够继承她的遗志。

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博士。

只有他，那个为了学术研究，甚至不惜亵渎神明的疯子，才能理解玛丽·居里笔记中的奥秘。

当然，前提是他能找到弗兰肯斯坦博士。

而这，正是目前最大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