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这条漫长而又曲折的河流中，那些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刻，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我，一个怀揣着梦想与希望的人，在1987年的初秋，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重大转折点——被江苏农学院录取。

然而，在这份喜悦的背后，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当我和施祥一起到组织部接受入学前的谈话教育时，领导对施祥的优异成绩表示赞赏，好奇地问他怎么考得这么好。

施祥从容不迫地回答：“语文只考了60多分，数、理、化各70分以上，只要会做的我都做出来了。”

原来，在我们集中复习的时候，辅导老师总是让我们钻研高中课程的难题，结果我们花费了好多时间在偏题上。

而施祥呢，他从初中一年级的题目开始，一道题一道题地做，全是基础题。

高中部分的题目他很多都看不懂也不会做，可考试考的恰恰都是他复习到的基础题，那些难题反而没考到。

很多比他成绩好、钻研得深的人，反而因为忽略了基础题，或者对基础题模棱两可，结果被淘汰了，像钱厚华等人就是这样。

我呢，处于两者之间，基础题没丢分，难题也懂一些，虽然复习的时候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但基本分还是能抓住的。

入学以后，我发现自己的语文成绩在被录取到苏农的33名新生中是最高的，有87分，可数理化都在60分以下。

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心想如果我有施祥那样的心态，或许会考得更好呢。

从那以后，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心态和细节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可到了关键时刻，我又恢复了本性，真是“人瘦可肥，俗不可医”

啊。

去扬州报到之前，我决定回到河口老家看望父母。

那是一个宁静而美丽的小村庄，阳光洒在古老的房屋上，仿佛给它们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

周围的田野里，金黄的稻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

我怀着激动而又复杂的心情走进家门，却发现父母对我考取大学这件事并没有特别高兴。

父亲皱着眉头说：“你都快30岁的人了，还要去做学生，吃这份苦，到底图什么呢？”

我赶忙向父亲解释：“按照现在的政策，副科级干部要是有乡镇工作经验，再拿到大专文凭，就可以解决家庭子女‘农转非’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意味着我以后再也不用和生产队打交道，不用受那些窝囊气，能彻底跳出‘农门’了。”

父亲听了，这才释然，接着说道：“只是这样太辛苦你和常英了。

其实啊，哪里需要你想这么多呢？古人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来造屋。

’我们什么都没给你，你不也靠自己闯出一片天了吗？关键是要把孩子教育培养好，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父亲的话虽然语重心长，但那时的我满脑子都是对未来的憧憬，哪里能听进去这些话呢。

母亲也在一旁叮嘱：“不管读什么书，上什么学，身体是第一位的，千万要记住啊。”

母亲是被10年前我第一次高考的事情吓怕了，一提到考大学，就担心旧病复发，所以不得不提醒我。

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纠结。

一方面，我渴望通过上大学来改变家庭的命运，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未来；另一方面，我又担心自己的离开会给家人带来更多的负担。

我知道，父母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但我也不想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辜负家人的期望。

父亲又叹了口气对我说：“自从你到了县里那个没权没势的单位工作以后，甄成怀、甄盛义、甄盛华这些所谓的家里人，知道你现在不能像以前那样帮他们买平价的化肥柴油等农用物资了，就处处为难我们。

打场的时候，他们先给别人打（打场就是用手扶机拖着石滚子碾压稻麦桔杆，把稻麦粒子脱出来），等把所有人都打完了，才轮到我们家。

有时候弄得特别迟，稻麦都脱不尽，甚至有时候还会遭受雨淋的损失。

他们就是看不得你们兄弟三个都在外面工作，嫉妒你们过得比他们好。

其实，你们苦读的时候，他们哪里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