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那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年份，而我的人生也在这一年发生了重大转折。

河汊乡的工业发展正处于整顿清理的关键时期，全县大干工业的通案工作会议即将召开。

余书记让我代表他去参加会议，并在会上汇报情况，提交方案。

接到这个任务时，我心里直打鼓，觉得由我去汇报方案不太合适。

于是，我请示余书记能否让方乡长带队参加，我带上方案一同前往，由我提供材料，正职汇报更能显示对会议的重视。

余书记却半开玩笑地说：“你是嫌官小了吗？没关系，让你出去锻炼锻炼，见见大干部。

怕什么，你就按照准备好的材料说，把领导讲话精神带回来就行。”

我见无法推辞，便询问了通案时间。

余书记说：“下午四点半钟到会场不迟，因为他们是一家一家过堂的，早去了也没用。”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在下午四点钟到达了会场。

会场设在县政府的一间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排列整齐的桌椅上，给人一种庄重严肃的感觉。

我走进会议室，目光所及之处，各个乡镇都是党委书记亲自前来通方案。

我的心猛地一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涌上心头。

我在心里暗暗思忖：为何偏偏是我来汇报呢？我这么年轻，又只是个副主任，在这样的场合，真的能胜任吗？但事已至此，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轮到河汊时，新来的邓成和县长目光落在我身上，问道：“你在乡里做什么呀？”

我赶忙回答：“报告县长，我叫甄皓，是河汊乡经委分管工业的副主任。”

县长微微点头，“噢！

那你开始吧！”

那时我才26岁，又是新进班子的，会场上的大多数人都对我感到陌生。

我开始汇报时，下面传来一阵轻微的议论声，那声音就像一群小麻雀在耳边叽叽喳喳，让我更加紧张。

我只能尽量提高嗓门，放慢速度，逐字逐句地讲读，同时在心里做好准备，随时回答领导们可能提出的疑问。

当我汇报到过去的亏损情况，提及砖瓦厂亏损22万元时，邓县长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他气愤地打断我：“你不要再往下说了，叫你们余登科书记来，并请你告诉他，就说我邓成和讲的：河汊工业全县最差；河汊工业全县亏损最多；河汊砖瓦厂在全县砖瓦行业亏损最多；河汊党委对工业最不重视；河汊工业最没有希望。”

这一连串的“最”

字如同五记重锤，砸得我有些发懵。

说完后，他又厉声对我说：“你回去必须原原本本地将我的话告诉余登科，不得有误。”

在场的其他乡镇党委书记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只觉得自己像个被展览的小丑，懦弱得说不出话来。

我正想坐下，邓县长手一挥，大声说：“你现在就可以回去。”

我往外一看，天色已大黑。

邓县长似乎察觉到了我的为难，缓声说道：“你先到招待所住下，明天一早回去吧。”

我犹豫了一下，心中却满是焦虑与不安。

我想，我必须尽快把这个情况告诉余书记，不能耽搁。

于是，我没有听从去招待所的安排，而是毅然决然地骑上自行车，向着河汊飞奔而去。

往日白天骑车经过泗洲湖堤密林深处时，我都会心生胆怯，可今天，前方是黑洞洞的一片，我却毫无惧色。

一路上，风在耳边呼啸，仿佛在为我鼓劲儿。

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会议上的场景，心中充满了自责与懊悔。

我在想，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如果我能更机智一些，是不是就不会让河汊乡陷入这样的困境？我只顾拼命蹬车，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把情况汇报给余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