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二年七月，雍正颁布《御制朋党论》。

这只是一篇文章，婉襄很快便看完了。

康熙末年，九龙夺嫡，康熙帝力不从心，政局其实已经陷入了一定的混乱。

雍正自己也是从朋党斗争之中走出来的，如何能不知其于国家的危害，因此极力反对树朋党，并警告那些人，若是这样做的话，便是犯了背叛君上的不忠之罪。

“四哥赞同欧阳修的‘为君难’之论，却又反对他对‘朋党’的观点。”

欧阳修认为“君子无党，而小人有党。”

君主应当善于利用君子之“朋”

，而逐退小人之“伪朋”

，本质上还是认可“朋党”

的存在，

雍正自杂乱奏章之中抬起头来，“若是欧阳修仍然在世，朕定然会将他诛杀。”

从前隔着朝代封官员为护佑一地之神明，如今又要隔着朝代杀人，当真是好大的威风。

婉襄轻笑了一下，发觉雍正并没有收回目光，而是略带着些得意，看着她整理他这些年的成果。

雍正三年，这一年最重要的事几乎都集中在年家人身上。

敦肃皇贵妃薨逝，年羹尧被赐死。

三年服阕，另外还有一个关键词是“清算”

，诏廷臣宣示允禟罪状，并及允禩、允誐、允禵。

也就是到年尾的时候，雍正才下令修撰《大清律集解》和《大清律历增修统纂集成》。

这两本书都是为刑名律法之用，顺治那一代便开始在大明律的基础上订立大清的律法。

而律法也总是在不断完善的，仅仅是婉襄陪伴雍正的这些年，便能感觉到整个社会从法治的角度上看，是在缓慢地进步着的。

《大清律集解附例》这本从顺治年间就开始修撰的书，是雍正六年十二月才终于告成的。

到了雍正七年，对于婉襄而言是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年，于雍正大约也是。

这一年因湖南籍书生曾静之案，雍正写下了《大义觉迷录》，并刊行天下。

这是一本充满争议的书，就像是雍正的人生一样。

雍正时期这本书就像《圣谕广训》一样为人们所熟知，到了乾隆朝，便立刻被乾隆下令收回烧毁，成了禁书。

这也足见他们父子两人拥有完全不同的性格。

雍正见婉襄拿着这本书，忽而叹道：“雍正七年时，朕已经屡发上谕，不许官员言及祥瑞之事。

但道曾静案发之后，鄂尔泰数次上奏，言及云贵之地有卿云。”

古人认为卿云出现，是统治者至孝之故。

“那时人人都不齿于鄂尔泰此行，认为他借祥瑞邀宠，朕却明白，他是在想办法支持朕，让天下人都不要误解朕。”

婉襄也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四哥这一生，也并没有辜负鄂尔泰。

若非您与鄂尔泰通力合作，如今苗疆土地开拓，建厅立治，也并不能这样快，这样顺利。”

为君难，为臣不易，他们是相得的一对好君臣。

雍正也的确给了鄂尔泰很多，为皇帝重用的时候，鄂尔泰已经年逾四十，自己都以为人生不会有什么转机了。

而后出任云贵总督，推行改土归流，一门皆富贵。

他次子的妻子与慧贤皇贵妃是姐妹，四子同样是云贵总督，娶的是内大臣海望之女。

便是他兄长的女儿，也嫁给了怡亲王府的弘皎做了嫡福晋，即是婉襄常见的西林觉罗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