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结束后，方圆受邀与几位日国文学教授和作家们进行了一场学术交流。

这场讨论在东京大学文学系的会议室内进行，气氛既轻松又严谨。

房间的墙壁上悬挂着许多着名日国作家的肖像，整个场所弥漫着浓厚的学术氛围。

参与讨论的除了几位日国作家外，还有文学教授、学者以及评论家，显然这些人都对方圆的作品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最先发言的是一位年长的日国教授——秋田真一，他是东京大学文学系的教授，也是日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权威。

他的身材瘦削，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举止儒雅，言辞犀利。

他缓缓说道：“方先生，您的《山月记》让我想起了我们日国文学中的一些经典作品，比如真田光流的《樱色悲歌》。

两者在探讨人性脆弱与孤独的层面上有着某种共通之处。

您如何看待这种情感在中日文学中的表现？”

方圆闻言，微微一笑，语气中带着几分感慨：“秋田教授提到的《樱色悲歌》我读过，它是一部让我深感触动的作品。

文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够超越国界和语言，探讨那些人类共有的情感和问题。

孤独、脆弱这些情感是人类共通的。

我在创作《山月记》时，也的确受到了一些日国文学的启发，特别是在处理人物的内心孤独这一点上。

孤独，不论在中日两国文学中，都被深刻探讨。

我想，文学的共通性就在于，它能够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来传达相似的情感。”

接下来发言的是一位日国当代着名作家、石井秀美，她的作品以细腻的情感描写和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探讨而闻名。

她带着些许好奇的目光，轻声问道：“方先生，您提到自己受到了日国文学的启发，那您在创作《山月记》和《变形记》时，是否也考虑到了中日两国文学中的不同文化背景？比如说，中日两国对个人命运和集体命运的处理有很大的差异，这是否对您构思作品产生了影响？”

方圆点头答道：“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中日两国在文学中对命运的理解的确有很多不同。

华夏文学中，命运常常被看作是一个外在的力量，甚至是一种宿命。

而在日国文学中，命运更多的是内心的挣扎，个人在与命运抗争中展现出的美感。

这种差异让我在创作《山月记》时，将李征的命运不仅仅作为一种外部力量，而是他的内心在面对这种命运时的抗争。

他从未真正接受自己的‘异化’，反而在这种异化中找到了更深刻的自我反思。”

石井秀美微微一笑，显得颇为赞同：“您把华夏的宿命观与日国的内心抗争融合得非常自然，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您的作品在日国如此受欢迎的原因。

读者们不仅能从中看到华夏的文学传统，也能找到他们自己文化的共鸣。”

整个交流过程中，方圆感受到了日国文艺界对作家的尊重与关注。

无论是读者、媒体，还是同行，都对他的作品表现出了极高的评价和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