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向您提起过我？”

希尔维娅反应了过来，“啊，是因为我那时候大概还在维也纳读我的音乐学位的缘故。”

“是的。”

多纳尼律师点头，“所以我更无法理解您的婚事难以理解。”

“这么说吧，多纳尼律师。

我的未婚夫是我的祖母选的，一位法国伯爵的儿子。

那时候一战还没有开始呢。”

“啊，他没有见过您，甚至可能没有听过您的名字和您的消息。

对啊，这样就说得通了，否则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

多纳尼律师笑道，“所以您的家族也没有对这件事情做出什么反应，因为对于您和您的家庭而言，他是个顶着名字的陌生人。

他死的时候，您几岁？”

“十六岁。

我在一所贵族女校读书。

您知道的，在学校里结交值得结交的人，学会和人打交道——这是老贵族们把孩子送到学校的原因。”

希尔维娅道，“收到他死亡的消息的时候，我的同学们拿这件事情开了我好久的玩笑。”

多纳尼律师笑道：“在贵族高中读书的时候，同学们的八卦是我们最喜欢的话题。

我不知道女孩子们会不会好一点，但在我读书的文理中学，纪律严格，天天喊着‘克己、朴素、服从’，我们饿着肚子做晨礼，天天都在学习，一点自由时间都没有。

互相开同学们的玩笑是我们唯一能干的了。”

“请恕我冒昧，律师，这听起来有点像集中营的生活。”

希尔维娅玩笑般地说。

“所以我的内弟给我写信时——”

多纳尼律师顺着她的话往下说，“抱歉，我不该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情，您把它忘了吧。”

希尔维娅环视一眼四周，她挑的位置在房间的一角，靠近钢琴，但非常偏僻：“您不用担心我，多纳尼律师。

我想没人会听到我们的谈话的。

而且，我也很奇怪，一个品德高尚、博学多才的学者为什么会被关起来。”

“朋霍费尔和‘白玫瑰组织’有关联。”

多纳尼律师脸上露出难以掩饰的悲伤，“比起那对可怜的兄妹，朋霍费尔已经算是幸运儿了。

可惜”

他提到的“白玫瑰组织”

是慕尼黑大学师生形成的反纳粹小集团，最为突出的是23岁的汉斯和他的妹妹索菲——他们印发大量反纳粹的传单，在校园里发放。

但不幸被人告密，这兄妹俩都被盖世太保逮捕。

他们在“人民法庭”

上义正言辞地质疑纳粹所谓的胜利。

之后，被以“叛国罪”

砍头。

“纳粹的集中营里关押着大量这样的牧师，有的人甚至连原因都不知道。

我在想，如果我去求教廷或者主教们出手询问，会不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