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了托尼。

那是七月的傍晚，纽约街头仍旧闷热的厉害。

我当时已经打包滚出了弗瑞的秘密基地，住进了他安排给我的狗窝里。

身上穿着他给我的衣服，兜儿里塞着他给我的钞票，公寓楼外还停着他给我的一辆二手破车——开着那辆道奇车就像老年人做|爱，也许力不从心，但却他妈的乐在其中。

我仿佛不是即将替弗瑞卖命，而是已经被他包养了似的。

崭新并且充满希望的人生就在前方等待着我，我却不知为何打不起精神。

我想，我大概已经过了人生中能被称为激情岁月的那个阶段。

即使手头仍有事可做，我也已经开始怀疑做这些事情的意义。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会去做的。

kca，是吧？我要好好教教他们肯德基到底是他妈的怎么拼的。

那天，在一顿高热量的晚饭后（双份肯塔基州炸鸡，如果有人好奇的话），弗瑞告诉我第二天会有人来找我，让我做好准备。

于是，我出门做了一次长时间的散步，整理自己的思绪，调整状态准备迎接该死的明天。

当然，时至今日，我已经不需要再担心会被人认出来了。

说老实话，医生们已经尽力了，不过我的右半边脸看上去还是像弗兰克斯坦的怪物，而且更糟。

我出门的时候会戴上墨镜，把兜帽拉起来，这样就能遮住我脸上骇人的伤疤和糟糕且不对称的发型。

大概快到十点的时候，我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打电话给托尼。

不算一时兴起，但我的确有些冲动。

“他妈的谁啊？”

就在我以为没人接的时候，托尼沙哑的声音从听筒中传了出来，语气是十二万分的不耐烦。

“托尼，是我。”

我堵着一边的耳朵隔绝街上的吵闹声，思索着该怎么把接下来的话说出口。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紧接着，我注意到附近的一个摄像头朝我转了过来，仿佛一个好奇的机器脑袋。

“呵，原来是你。”

托尼在电话里说，语气干巴巴的。

我不知道他是否觉得失望。

“你什么时候变成了偷窥狂？”

“滚你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