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坚持道：“事关国本，安可含糊。

设使先帝尚御天下，濮王亦在世，命陛下为皇子，不知称濮王为父还是为伯父？若是先帝在称伯父，先帝殁称父，稚圭此论不就根本立不住脚吗？若陛下问起我的意见，稚圭可直言告之。”

韩琦哑口无言，沉默许久方道“彦国兄的意思我明白了，定会如实转告。”

又叹道：“庆历新政时，彦国兄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我亦深受启发，上《论备御七事奏》。

当时我们合作无间，力更天下弊事，虽屡遭小人馋陷，但我始终把您和希文视为榜样，从来没有退缩过。

而今彦国兄一心求去，是对朝局失望了，还是不愿意再和我合作了呢。”

富弼亦十分感慨“我亦十分仰慕稚圭当年的风采，为谏官诤言谠议，片纸落去四宰执，为将军铁骨铮铮，令西夏胆寒。

稚圭敢于任事，不怕担责，我自愧弗如。

只是为宰执之后，未免独断了些。

三丁一勇之事，不经枢密院直接下诏，仁宗时的谏官，已经去了大半，我听闻因濮议一事，君实、献可、尧夫都要求去，若真如此，台谏空矣。

这实在不是宰相持国之道。”

韩琦默然，人都说富弼谨慎，在他看来，不过是胆怯罢了。

就像扶立今上一事，富弼借口服母丧，避之唯恐不及，还不是怕站错了队，落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自从庆历新政失败以来，富弼的暮气越来越重。

顾忌也是越来越多了。

大约是感到气氛有些尴尬，韩琦开口道：“彦国兄，你我宦海浮沉多年，也该明白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一旦选择，就没有回头之路。”

许多话他对老友也不便明言，自从保举赵曙为太子开始，他就注定了与赵曙行在一条船上，官场如战场，成王败寇，落子无悔，容不得半点软弱与迟疑。

富弼叹道：“先帝在位时，朝堂上虽有争执，但大都就事论事。

而今党争日起，大臣之间相互倾轧，打击报复，渐成常事，长此以往，非社稷之福。

我如今去已决，致仕是早晚的事。

愿稚圭善自保重、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