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大江对殷超撒谎心里跟明镜似的，之所以还要揭穿，就是想办他难堪，把殷超的蹄爪都漏出来。

袁风把殷超叫到办公室，说大江的头不好剃，别老给他剃光葫芦，得留几根头发遮遮脸，要不这货乱咬人。

袁风的话殷超还没有琢磨透，大江又生出新的事端。

拆迁办去诸葛寺村拆迁一户民宅，是大江族里四婶家的，之前已经签订了拆迁协议做了补偿。

大江私下给四婶做反工作，说：四婶，拆迁的赔偿，说有标准也有标准，说没有标准也没有标准，会哭的孩子多吃奶。

四婶听出大江的弦外之音，说：大江，你给我说句实话，我家的赔偿算不算高？四婶一直觉得自家的赔偿不合理，想往上抬高标准。

大江说：你这就为难我了，我是拆迁办的，有些东西说了不合适，但什么事都是事在人为。

大江的话让四婶本来活动的心更活动。

拆迁办去拆迁她家的房子，四婶把他们挡住了。

拆迁办人说不是说好了吗？协议也签过了吗？四婶说我后悔了。

拆迁办人说都是一个赔偿标准，一杆称称出来的，有什么后悔？四婶说我不相信。

拆迁办人说我们绝对做的公平公正，可以把各家各户的赔偿情况给你看。

四婶说字是死的，人是活的，政府的红头文件都能改，这咋不能改呢？四婶拗着不让拆。

她家的房子不拆，影响下一户的拆迁。

工作人员急了，说协议都签过了，出尔反尔，如果再置若罔闻，可以组织人员强制拆迁。

四婶说如果你们强制拆迁，我拎一桶汽油把自己烧了。

四婶也只是想吓唬吓唬，工作人员清楚四婶也是吓唬吓唬，就不以为然说，别用这种方法威胁我们，我们搞拆迁见的多了，什么钉子户没有见过？什么硬地没有锄过？也不是被人吓唬长大的。

本是一句普通的吓唬话，说说就过去了，拆迁人员一较真儿，就把她窘在那里下不来台了。

四婶在村里是张家请李家宴的人，当着乡里乡亲丢了人，就非要把面子拾回来。

四婶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天，越想越窝气，房子赔偿不赔偿无所谓，但不能门缝里看扁人。

她听了大江的话，只想求得赔偿的公平，没有胡搅蛮缠，更不是用耍泼的方法求得高赔偿，可是拆迁办的人把她当成了什么人？如果她不拿出点颜色让他们看看，他们真不知道我在村里是什么人。

接替拆迁办主任的是乔福长。

四婶上访被市各级领导批示之后，煤都区最先拿出的处理意见是停职，接受组织调查后，如果没有问题再复职，但拿到会议上讨论，都觉得上级领导如此重视了，区里应该更重视，重视就要首先体现到干部的处理上，何况，重处理对上访者也是情绪上的安慰。

会议上，三讨论两不讨论，就讨论成了免职，也有走走看看的意思。

免职虽不算组织处分，但在地方上都当成了处分，一般免职的人很难官复原职有翻身机会。

殷超一头雾水，别说不知道蚂虾在哪头放屁，连是不是蚂虾还摸不清楚，就被摘了主任的帽子。

乔福长之前在局办公室当主任。

按说，办公室主任这个位置比拆迁办主任重要，天天围着局长转容易被提拔。

但乔福长因为无意间知道一件事，而这件事和局长袁风有联系，又是局长的隐私。

他不知道怎么摆弄停当，主动提出离开这个职位。

为什么乔福长要接替拆迁办主任呢？要说清这件事，就需要说说乔福长为什么离开办公室主任。

袁风到区任城建局局长之前，和副区长老陶都在煤都区下面的镇里任党委书记。

煤都区只管辖两个镇，袁风和老陶明争暗赛成了竞争对手。

后来老陶提拔成了副区长，分管环保城建口，成了袁风的顶头上司，虽说是上下级关系，袁风在心里没有把老陶当成领导，老陶也知道袁风没有把他当成领导，所以，遇到开会这样公众场合，总把袁风往前面抬，袁风讲过话，老陶很少长篇累牍再讲话，开会时对袁风的意思有不同的看法，也只是轻描淡写补充说，以袁局长的意见为主。

故意抬高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