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直回到月港之后，便宣布要组织乡勇，入海打击倭寇，救回兄长。

嘉靖年间东海各方面势力的情况十分复杂，华人、倭人、回回、西番，诸族杂处，官兵、商人、海盗力量互为消长，又互相渗透。

如果我们将这些族裔与职业互相搭配，就把此时活跃在福建沿海的各路人马大致区分开来：官兵、华商、华人海盗、倭商、倭寇、回回商人、佛郎机商人、佛郎机海盗。

这些人无论经商还是抢劫，活动的地域都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南沿海——因为这一带不但靠海，而且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片的富裕区域。

对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很难用某种一刀切的标准来判定善恶——尤其是官兵与海盗之间冲突上，官兵未必是正义的，反之所谓的“寇”

亦不见得全部都坏。

一言以蔽之，这个时代在东海活动的人，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大家都不是魔鬼，也都不是好人。

在李彦直十八岁这年，大致来说东海最活跃的力量乃是商人，如果要在这商人面前加上一个限制性定语，可以说是华商！

这时的东海商贸圈基本是中国商人的天下，西来的葡萄牙人是在中国商人的帮助才得以前往日本，东海诸国里，日本商人在东海商贸中的影响远不及中国商人来得大，朝鲜商人的影响更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商人的这些辉煌成就，完全是在没有政府支持下取得的。

国民为了生存发展而要求与外国贸易，这是他们出于私欲的冲动，而其经商若控制得法，可以为国家增加税赋滋养民生，所以重商政府通常会加以支持、保护、引导并从中征税——嘉靖时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诸国基本都是这么干。

但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大明政府对民间的海外商贸不但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与保护，反而设置了重重障碍，争贡之役之后甚至全面禁海！

在失去了正常商业通道的情况下，中国海商只好踏上走私这条既无奈又危险的道路。

这时东海海面上除了这群商寇合一的海商之外，还有一批完全以劫掠为生的海贼，海商们要想保住财产性命，便不得不将自己武装起来：一边对付本土海盗，一边对付葡萄牙海盗，一边对付日本沿海倭寇，同时还要面临朝廷的围剿。

也正是这个原因让这个时代的中国海商兼具三种身份：做生意时，他们就是商人；面对官府围剿时，他们就变成了贼寇；而遇到那群真正的海盗时，他们又变成了一支私人海军。

当然还有更严峻的情况：如果生路完全被截断，这批人铤而走险起来，那就什么残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了，水浒人物敢干什么，他们也就敢干什么！

明朝中后期的中国海商就是这样在国外、国内多重压力下痛苦地成长着，可即使这样他们仍然掌控了中国沿海商贸的主导权，并将势力不断向东洋和西洋推进。

他们在为自己也为自己争取财富的同时，也在为这个民族争取被政府遗忘了的海权！

但是，拥有如此贡献的他们却连商人这样卑微的合法名分都被剥夺了，朝廷赠予他们的帽子是——贼寇！

朝廷既已禁海，凡私自下海者，即为贼寇！

又由于这些海商走倭岛赚日本人钱的特别多，还常常会雇佣一些日本人做马仔，所以他们的身份又常常和“倭”

字扯在一起，以至于许多商团明明是华人为主，却被叫做倭寇。

在嘉靖二十二年，海盗为祸未酷，而禁海已害人不浅，所以沿海的小民们宁可亲寇，不愿亲官，李彦直的身份是举人，才从省城来，打交道的不是林希元这样的官僚乡绅，就是田大可这样的高级军官，所以月港方面下九流，便都把他当上流社会来看待，听说他要打击倭寇，都纷纷避着他，均想：“又来一个没事惹事的！”

陈羽霆要买粮食船只，处处碰壁，吴平要打探倭寇消息，人人戒口，整个月港从八十岁的老太婆到四五岁的小孩子，个个都可能是海商、海盗们的眼线。

李彦直毕竟是个举人，在没欺到自己头上之前，小民们还不敢动他，却都尽自己所能，不给他提供粮食、船只，不给他提供情报，甚至东偷一点东西，西挖一点墙角，搞些小破坏——虽然没什么大动作，可是小破坏积累得多了，却也足以让陈羽霆焦头烂额！

李彦直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对，一时之间却不知如何解决，这日正与陈羽霆筹谋无计，吴平忽引了一个人来求见。

“是什么人。”

李彦直问。

“是一条有见识的好汉！”

吴平说。

吴平的眼界，李彦直是很清楚的，所以听吴平这么形容，李彦直便忍不住眉毛扬了扬道：“能被你称为好汉，那自然要见一见！”

吴平便去引了一个男子进来，李彦直仔细打量这人，见他中等身材，三十岁不到年纪，穿着一身打了补丁的旧布衫，面有菜色，似为贫穷所困，但双眉却无半分愁色，心道：“果然气概不凡！

闽省豪杰，何其多也！”

连忙下座，请问姓名。

那男子道：“小人张维，本地人氏，见过李孝廉。”

二人坐定，李彦直命上茶，寒暄毕，李彦直道：“自我扬言要入海击倭，漳州全府，人人避我。

张壮士是本地人，为何却来找我。”

张维笑道：“大伙儿都误会李孝廉了，所以躲避。

张维未曾误会，所以不请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