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电视机现在再普通不过，几乎每家都有，有的还不止一台。

但是，在二十多年前，彩色电视机确是非常稀罕的，谁要是家里有一台彩色电视机，那肯定是家里不但有钱，还有后门。

我们家那时候连一台黑白电视机都没有，看电视还要去别人家看。

别人家有黑白电视机，十二寸的，更大一些的是十四寸的。

有电视的人家每到晚上，就把电视机摆在家门口，街坊邻居就搬着小板凳像看电影一样来占地方。

看哪个台也主要是看大家伙的意见，要看什么大家都看什么，因为都在看一台电视机。

那时候有一种说法，就是黑白电视机要把亮度调的低一点，这样能保护电视机。

所以，这家的主人总是把黑白电视机调的很暗，屏幕看起来黑乎乎的，很难受。

如果有人提意见，说能不能调的亮一点，这家主人总是很不情愿，轻轻地拧那么一下，也没有比以前亮多少。

过一会，主人就又拧回去了。

父亲那时候在公社上班，公社里有一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坏了，只有父亲会修理，父亲就把电视机搬回家修理。

电视机修好了以后，在我家放了一段时间。

那一段时间真是很幸福的，每天可以在自己家里看电视，而且可以自己作主，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还有街坊邻居来我家看电视了。

可是看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得不把电视机搬回公社了。

我后来去县城上学，住在爷爷奶奶家里。

爷爷是离休干部，但是家里也没有一台黑白电视机。

每次看电视都是去别人家。

爷爷离休时单位给了一笔钱，一千五百元，在当时也可以说是很大一笔钱了。

有人劝爷爷买一台电视机，爷爷总是说怕影响我学习，所以一直没有买。

就在一九八三年，爷爷跟我的舅姥爷联系上了。

舅姥爷是我姥姥的弟弟，我母亲的舅舅。

舅姥爷早年出去参军，解放后在西北某省任职，官至该省的副省委书记。

后来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

舅姥爷儿时曾经在我们村上学，跟我爷爷从小就认识。

没想到后来拐弯抹角还成了亲戚。

虽然舅姥爷远在北京，对老家的人和事都是爱莫能助，但是对我们来说，能在中央有亲戚，对我们全家来说都好像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爷爷于是在一九八四年的冬天，带领着我姥姥、姨姥姥两个不认字的农村老太太，还有我的大姐二姐，浩浩荡荡地去北京拜访我的舅姥爷，住在舅姥爷家里。

亲朋老友相见，格外亲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