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同一个星期的周末，西里斯给我带了花。

很难以形容的品味。

大约也是因为冬季少有选择，是一大束暗红色的玫瑰。

开得正好，挨挨挤挤，遮住他的脸。

我开门的瞬间，忽然一下将花束偏向一侧，露出大大笑容，说，今天感觉怎么样？我问他要不要留下来吃饭。

那天是西里斯第一天踏入我的公寓，但是没有表现出一点好奇，好像早已经见过这间房子，举止之间非常自然。

我做了文火煎三文鱼与蕃茄蔬菜沙拉。

丹麦是小国，物产不丰富，全靠贸易。

哥本哈根这座城，词源的意思即是商贾之港。

偶尔有从更北部法罗群岛捕获的海产，三文鱼肉质鲜嫩，不需要经过复杂的烹饪过程，入口即化。

一般贩卖给星级餐厅制成刺身。

但是我的免疫力缘故，不能吃生食。

乘盘的时候，西里斯已经找到我闲置在厨房角落的空酒瓶，装满清水，哼着歌插上玫瑰花放在餐桌上。

妍丽丰饶的姿态，如美人衣裾，或者天边云霞。

大约是因为光线昏黄，本来觉得俗气的玫瑰红色也忽然让我觉得有古韵，隔远一些看，质感好像是绢缎。

再抬头看那个生着黑头发的年轻人，他正在对我笑，挤眉弄眼的样子，好像存心想要逗乐我。

可是眼神中又有什么令我看不透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那样的灰色眼睛——又或者，这样说也不尽然。

我从小生长的罗斯基勒是海港城市，冬季阴雨连绵的时候，港口水面上漫起的叫人看不透的迷雾，似乎就是这样的银灰色。

对着三文鱼与一瓶亚历山卓·维奥拉的橘酒，那个晚上大约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与人面对面说这么长时间的话。

我讲出身，讲家庭，讲我除却天生疾病，乏善可陈的二十几年人生。

西里斯认真听，听到先天心肌病变的时候，脸上有一闪而过的沉重，很快又安慰一样地为我倒橘子酒。

我们谈彼此专业，他讲笑话，说你猜需要多少个音乐家才能换一个灯泡？五个，一个人扶住灯，另外四个人喝酒喝到屋顶开始转圈。

说完自己趴在桌上笑了足足一分多钟。

我说，你不正常，你需要帮助，专业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