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居住的公寓，在哥本哈根港区的阿马林堡附近，与冬宫只隔一个街区。

都城传统的老楼，布莱德街街面上一扇大门，最往里走院子深处的二层小楼。

因为院子形式，我没有同一栋楼的邻居。

每一天从窗户里看出去，其实也不太能够见到什么人来往。

独居已久，渐渐也觉得失去表述欲望。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专业关系，我对彼时街面上流行什么音乐电影全无了解，只关心尼采笛卡尔与虚无主义。

所以世人喜欢象牙塔，因为象牙塔安全简单，与俗世近乎脱节，于是一切痛苦都不是切肤之痛。

一九年十一月，在心脏移植等待名单上等了三年之后，接到通知，找到了合适的遗体捐献者。

先是接到医院的电话，告知我做好准备，大约小半个月后进行手术，一个星期后可以收拾东西去住院。

再接下来就是邮件与信件书面通知。

总觉得自己在这一时间点之前的一生，全数都是在等待这一刻。

真正发生的时候，心里已经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情绪起伏。

又或者我深居简出已久，对什么事情都无甚波澜。

手术过程我不记得，当然，除却术前的麻醉针，和术后的恢复室。

我听说在麻醉状态下，人常会失去绝对控制，有可能口不择言。

我下决心不让自己出洋相，一定要保持体面，大约也是一种虚伪。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事前给自己下了足够的心理暗示，总之在清醒过来之后，没有一句不体面的话，还能很平和地与麻醉科护士问答寒暄。

后来独身一人在病房，浑身插满管子，挂着袋装止痛药，很想抬手摸一摸自己的心脏位置，可是左手是输液针，右手心电监护，只能默默感觉自己胸腔里怪异的感觉，怔怔想，这是另一个人的心脏，健康的心脏，我应该感觉陌生，应该有某种程度的排异反应，可是缝合处的隐痛与创伤的怪异感淹没了一切其他感官。

病床上躺了两个星期，换纱布，拔管，拆线，最后留下心口上冗长一道粉红色的新鲜伤疤。

时间再长一些，颜色会淡化褪去，最终只留下一道弯曲的细线。

我被告知可以出院，最开始一个星期需回一次病区，出了观察期，需三个月复查一次，如有排异反应，可能要抽取术后积液。

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或者是在身体抵抗力微弱时产生的交叉感染，如非必要情况，否则一段时间内，最好不要出门。

父亲建议我雇佣一名护工，不需有任何接触，只要替我送信以及运送食材即可。

刚开始对这一建议多有抵触，再后来自己挣扎着去了一趟超市。

彼时哥本哈根已经临近圣诞，旧城石板街上落满白霜。

早晨八点，冬天的那个时候，天色往往没有亮。

水汽顺着公寓窗玻璃淌下来，给城市本身睡意惺忪的灰色加上一重幽蓝滤镜。

从我的公寓楼门口走到主街上，需经过整座碎石板铺就的院子。